姚崇總是搖頭：“現在沒用，將來或許有用。治國如醫病，得先知道病根在哪兒。”
直到玄宗即位，鏟除太平公主勢力，姚崇知道時機來了。他把自己關在書房三天，把幾十年的觀察提煉成這十條。每條都對應一個真實發生的亂象，每條都有血淋淋的案例支撐。
比如“禁止外戚專權”這一條，他腦子裡閃過一個個名字：武則天的侄子武三思，中宗的皇後韋氏家族，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哪個不是權傾一時，哪個又不是身死族滅？
當理論遇上實踐：十條建議如何落地
定下大方向容易，真推行起來才是考驗。
第一條“廢除苛法”就讓刑部官員頭疼不已。有個叫李仁的侍郎拿著舊法典來找姚崇：“姚相，這些律條都用了幾十年了，說廢就廢？”
姚崇不跟他廢話，直接帶他去長安縣牢獄。時值深秋，牢裡卻關著上百個“嫌犯”——有因為說錯一句話被鄰裡舉報的，有欠了地主三鬥米還不上被告的，還有個更離譜的，是因為走路先邁左腳被認為“心懷不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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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指著這些人：“李侍郎，你說這些法該不該廢？”
李仁額頭冒汗：“該廢，該廢。”
第二條“不求邊功”實施時，邊關將領最有意見。隴右節度使王晙直接上書：“姚相老矣，怯戰畏敵！”姚崇也不生氣，讓人給王晙算了一筆賬：養一個士兵每年需糧二十石、錢十五貫；近年來邊境大小戰事三十餘起，耗費國庫近半；而換來的不過是幾百裡不毛之地。
賬本送到玄宗那兒，皇帝朱批：“十年內，誰敢妄言開邊，奪職查辦！”
最棘手的是“宦官不得乾政”。這些宦官在宮裡盤根錯節，明著不敢反對，暗地裡使絆子。姚崇擬的詔書，能在宮裡“走丟”三次；他要見的人，總被安排在皇帝午睡時。
姚崇也不急，他找了個機會，當著玄宗的麵問宦官頭子高力士：“高公公，聽說前朝有位宦官，因為乾政被杖斃於市。有這事嗎？”
高力士臉都白了：“有……有……”
“嗯，記住就好。”姚崇笑眯眯地走了。
十條建議的“蝴蝶效應”
“十事要說”推行幾年後，效果慢慢顯現。
廢除苛法後，各地牢獄空了一半。有個縣令上表說：“自去嚴刑，民不知訟為何事。”這話可能誇張了些，但犯罪率下降是實打實的。
不求邊功的政策，讓農民終於能安心種地。開元四年，關中平原大豐收，糧價跌到十年最低。老農們都說：“太平年景，又回來了。”
最明顯的變化在朝堂上。以前大臣見皇帝，要先給宦官塞錢，不然連話都遞不進去。現在宦官們老老實實站在殿角，眼觀鼻鼻觀心，像個擺設。
外戚們也都夾起尾巴做人。玄宗的王皇後有個弟弟，原來在街上橫著走，現在見個小縣令都客客氣氣：“按姚相新規，咱不能給您添麻煩。”
有一年元宵燈會，玄宗登勤政務本樓與民同樂。看著滿城燈火，百姓笑臉，他突然對姚崇說：“愛卿，當年你那十條，朕現在才真正明白分量。”
姚崇躬身：“陛下，治國如烹小鮮，火候調料都要恰到好處。臣不過遞了份菜譜，掌勺的還是陛下。”
司馬光說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裡記述此事時，筆端透著讚賞。他說姚崇“明於吏道，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這“十事要說”正是其政治智慧的集中體現。
司馬光特彆指出，姚崇的高明之處在於“言必中的”——每一條建議都針對一個具體弊端，每一款改革都對應一個現實問題。這種“問題導向”的施政思路，在今天看來依然具有啟示意義。
更難得的是，姚崇懂得在正確的時間提出正確的建議。他選擇在玄宗剛剛親政、亟需建立新秩序的時機上奏，可謂抓住了最佳窗口期。若早上三年，睿宗當政、太平公主勢大時提這些，恐怕早已遭禍；晚上三年，等玄宗習慣了舊有模式，再改就難了。
司馬光還注意到一個細節：姚崇每說完一條，都會舉出前朝實例佐證。以史為鑒，不是空談道理，這是老成謀國之臣的獨特說服方式。
作者說
讀姚崇“十事要說”，我常覺得這不像是七世紀的朝治綱領，倒像一份現代企業的改革方案——問題明確、目標清晰、措施具體。
但最讓我感興趣的，是這份清單背後的思維模式。姚崇沒有泛泛而談“要仁政”“要清廉”，而是把宏大理念拆解成可執行、可檢查的具體條款。這有點像我們現在說的“清單革命”，用清單式管理來避免係統性錯誤。
還有一點常被忽略：這十條建議的順序很有講究。姚崇把最容易接受的“廢除苛法”放在第一條，最有阻力的“不求邊功”放在第二條——先給顆甜棗，再喂粒苦藥。而把最敏感的“禁止宦官乾政”“限製外戚”放在中間，前後都有緩衝。至於“外戚專權之戒”這一總結性條款，則放在最後形成呼應。這種排列，處處透著老政治家的溝通智慧。
本章金句
真正的改革者，不是空談理想的人，而是能把理想拆解成具體條款，並一條條落到實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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