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午後書房裡的舊照片
窗外的雨，不知何時又淅淅瀝瀝地下了起來。
韓麗梅處理完手頭最後一份文件，將鋼筆輕輕擱在筆架上。午後三點，辦公室裡的光線因為降雨而顯得有些昏暗，她按亮了桌角的閱讀燈。暖黃色的燈光灑在深色的木質桌麵上，與窗外陰沉的天空形成了鮮明對比。
她的目光無意中掃過書櫃頂層的一個相框。
那是一張有些年頭的黑白照片，鑲嵌在簡潔的銀質相框裡。照片上是兩個人：一個四十多歲、麵容儒雅、戴著金絲眼鏡的男人，和一個約莫七八歲、梳著兩條麻花辮、表情有些拘謹的小女孩。男人半蹲著，手輕輕搭在小女孩的肩膀上，目光溫和地看著鏡頭。小女孩則站得筆直，雙手交疊放在身前，像個小大人。
那是韓建國和她。拍攝於她被收養後的第二年。
韓麗梅很少特意去看這張照片。它擺在那裡，與其說是為了懷念，不如說是一種象征——象征她人生的轉折點，象征她從無名無姓的孤兒，到“韓麗梅”這個身份的開始。
但此刻，或許是午後雨聲的催發，或許是剛才透過玻璃看到的那個愁容，讓她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
她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窗外的雨聲變得清晰起來，淅淅瀝瀝，不緊不慢，像時光流逝的腳步聲。
記憶的閘門，在這樣一個平常的雨天午後，悄然打開。
二、孤兒院：無名無姓的時光
韓麗梅最早的記憶，其實很模糊。
那是一座北方小城的孤兒院，灰撲撲的建築，冬天很冷，夏天很熱。記憶裡總是有很多孩子，但麵孔都不清晰，像褪色的水彩畫。她記得食堂裡永遠飄著一種白菜燉粉條的味道，記得晚上睡覺時大通鋪上此起彼伏的哭聲，記得阿姨不耐煩的嗬斥聲。
她沒有名字。在孤兒院裡，她被叫做“七號”——因為她住七號床。
關於親生父母，她沒有任何印象。院長說她是被人在福利院門口發現的，裹在一條洗得發白的繈褓裡，沒有留下任何字條。那是七十年代末，計劃生育政策剛開始嚴格執行的年代，被遺棄的女嬰不少。
“七號”沉默寡言，不太合群。彆的孩子會為了多分到一塊餅乾而討好阿姨，會為了搶一個破舊的布娃娃而打架。但她不會。她總是安靜地待在自己的角落，觀察著周圍的一切，眼神裡有種過早的、與年齡不符的清醒。
她記得五歲那年冬天，有個外國的慈善組織來孤兒院參觀。金發碧眼的外國人帶來很多糖果和玩具，孩子們興奮地圍上去。院長特意挑了幾個長得好看、活潑的孩子，教他們說“謝謝”“你好”。
“七號”沒有被選中。她站在人群後麵，看著那些被推到前麵的孩子，看著他們臉上討好的笑容，看著外國人用憐憫的眼神撫摸他們的頭，然後拍照。
那一刻，她心裡忽然湧起一種強烈的不適。不是嫉妒，而是一種更深層的、近乎本能的抗拒：她不要這樣。不要被憐憫，不要被施舍，不要成為彆人展示善意的道具。
她悄悄退出了人群，回到宿舍，爬上自己的床，麵對著牆壁。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清晰地意識到：她要離開這裡。無論用什麼方法，無論去哪裡，她一定要離開。
但她不知道該怎麼離開。一個五歲的孤兒，能做什麼呢？
她隻能等。等一個機會，等一個可能永遠也不會來的奇跡。
三、韓建國：那個改變命運的男人
奇跡在她七歲那年夏天來了。
那是一個晴朗的午後，韓建國第一次來到孤兒院。他是南方來的商人，據說是來做慈善捐贈的。院長帶著他參觀，介紹孩子們的情況。
“七號”當時正在院子角落的槐樹下看書——那是一本彆人捐來的、缺頁的《安徒生童話》，她反反複複看了很多遍。她喜歡那些故事，因為故事裡的主角最後總能得到幸福，雖然過程總是很艱辛。
她察覺到有人在看她，抬起頭。
那是一個四十出頭的男人，穿著熨燙平整的白襯衫，深色西褲，戴著金絲邊眼鏡。他的麵容溫和，眼神卻銳利，像能看透人心。他站在幾步之外，靜靜地打量著她，沒有像其他訪客那樣露出同情或憐憫的表情，隻是平靜地觀察。
“你喜歡看書？”他走過來，蹲下身，與她平視。
他的聲音很好聽，不高不低，帶著南方口音特有的溫潤。
“七號”點點頭，沒說話。她有些緊張，但更多的是警惕。孤兒院的生活教會她，對陌生人要保持距離。
“看的什麼書？”
她把封麵翻過來給他看。
“《安徒生童話》。”韓建國接過書，翻了翻，看到扉頁上娟秀的字跡——那是“七號”自己寫的名字，她不識字，隻是模仿著書上的筆畫，歪歪扭扭地寫了個“梅”字。因為書上說，梅花在冬天開放，很堅強。
“你叫‘梅’？”韓建國問。
“七號”搖搖頭。她沒有名字。
韓建國沉默了片刻，將書還給她。他站起身，對院長說：“我想單獨和她聊聊。”
那天的談話具體說了什麼，韓麗梅的記憶已經模糊了。她隻記得韓建國問了她很多問題：喜歡什麼？害怕什麼？長大後想做什麼？她回答得很少，很簡短，但很誠實。她說她喜歡看書，不怕黑，長大後想“不做被人可憐的人”。
韓建國聽完，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神色。有驚訝，有深思，或許還有一絲……欣賞？
三天後，韓建國再次來到孤兒院，辦理了收養手續。
院長拉著她的手，絮絮叨叨地囑咐：“麗梅啊，以後要聽話，要懂事，韓先生是大老板，你能被他收養是天大的福氣……”
“麗梅”。那是韓建國給她取的名字。他說，“麗”是美麗，“梅”是她自己選的字，合起來是“美麗的梅花”，希望她能像梅花一樣，在嚴寒中綻放。
從“七號”到“韓麗梅”，從無名無姓的孤兒，到有身份、有名字、有家的人。
離開孤兒院那天，她回頭看了一眼那座灰色的建築。沒有留戀，隻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決絕。她知道，從今以後，她的人生徹底改變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這種改變，伴隨著怎樣的期望和錘煉。
四、精英教育：從零開始的塑造
韓建國的家在南城，一棟帶花園的獨棟彆墅。對七歲的韓麗梅來說，那像另一個世界——光潔的大理石地板，高高的天花板，整麵牆的書櫃，花園裡開著叫不出名字的花。
第一天晚上，韓建國帶她到書房。
“麗梅，”他坐在寬大的書桌後，神情嚴肅，“從今天起，你是我的女兒。我會給你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但我也對你有著最高的期望。你明白嗎？”
小小的韓麗梅站得筆直，點點頭。她不明白什麼是“最高的期望”，但她知道，這是她逃離孤兒院的代價，也是機會。
“首先，是語言。”韓建國遞給她一本《新概念英語》第一冊，“一個月內，學會基礎的問候和自我介紹。我會請最好的家教。”
然後是禮儀。怎麼坐，怎麼站，怎麼走路，怎麼用餐，怎麼與人交談。每一個細節都有嚴格的標準。坐時背要挺直，不能靠在椅背上；站時雙腳並攏，重心均勻；走路步幅要適中，不能奔跑；用餐時不能發出聲音，刀叉的使用有固定順序；與人交談時要看著對方的眼睛，但不能直視太久，要適時移開……
七歲的孩子，正是活潑好動的年紀。但韓麗梅被要求像一個成年人那樣自律、克製、得體。
她哭過。在最初的幾個月，因為一個單詞重複幾十遍還記不住，因為走路時習慣性駝背被糾正，因為緊張時咬嘴唇的小動作被嚴厲批評……她躲在房間裡偷偷哭，不敢出聲。
但韓建國從不安慰她。他隻會平靜地說：“眼淚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如果你覺得難，可以放棄，我送你回孤兒院。”
回孤兒院。這四個字像一道緊箍咒。她立刻擦乾眼淚，重新拿起書，挺直背脊。
她不能回去。死也不能。
於是她以驚人的毅力，適應了這種高強度的塑造。她每天五點起床，背英語單詞；六點半早餐，練習用餐禮儀；上午是文化課和鋼琴課；下午是舞蹈課和繪畫課；晚上是閱讀和自習。周六是馬術和網球，周日是博物館或音樂會。
她的時間被精確到分鐘，沒有一刻可以浪費。
韓建國從不吝嗇投入。最好的家教，最好的學校，最好的資源。但她知道，每一分投入，都對應著一分期望。她必須做到最好，必須成為佼佼者，必須證明自己“值得”。
十歲那年，她以全市第一的成績考入最好的私立中學。韓建國送她一台最新款的電腦作為獎勵，然後說：“這隻是開始。你的目標，是常青藤。”
她沒有童年玩伴。韓建國認為，不必要的社交是浪費時間。她的“朋友”，是書籍，是知識，是各種技能。她學會了在孤獨中自處，在壓力中前行。
十二歲，她開始跟著韓建國出席一些商業場合。不是正式會議，是一些慈善晚宴、文化交流活動。韓建國教她觀察：觀察人們的言談舉止，觀察利益的流動，觀察表象下的真實意圖。
“這個世界是靠規則運行的，”韓建國對她說，“但規則之上，是人性。你要學會看透人性，才能利用規則。”
她似懂非懂，但努力記下。
十四歲，她第一次參與公司的一個小項目——為韓建國旗下的一家服裝品牌做市場調研。她花了三個月時間，跑遍了南城的商場，采訪了上百個顧客，寫出一份三十頁的報告。報告裡有數據，有分析，有建議。
韓建國看完，什麼都沒說，隻是把報告交給了品牌總監。一個月後，品牌調整了部分產品的設計和定價，銷售額提升了百分之十五。
那天晚上，韓建國對她說：“做得不錯。但記住，商業世界裡，沒有‘不錯’，隻有‘成功’和‘失敗’。”
她點頭。心裡卻第一次感受到一種奇異的滿足感——不是被表揚的喜悅，而是一種“我做到了”的證明。
五、青春期：反叛與馴服
十五歲，韓麗梅進入了青春期。
長期的壓抑和自律，在某個節點開始反彈。她忽然厭倦了這種被設定好的人生，厭倦了永遠要做到最好，厭倦了像個精致的傀儡一樣活著。
她開始“叛逆”。
不是那種激烈的、逃學打架的叛逆，而是一種更隱晦的、無聲的反抗。她會在禮儀課上故意犯一些“無傷大雅”的小錯，會在閱讀時選擇韓建國不推薦的“閒書”，會在該練琴的時候望著窗外發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