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蟬鳴尚未歇儘，秋日的蕭瑟已悄然爬上太極殿飛簷的鴟吻。貞觀二十三年的秋闈在緊張與期待中落下帷幕，而朝野上下矚目的焦點，卻不在那些新晉舉子的名次，而在皇帝承諾的、將於秋闈後舉行的、關乎“農商之要”、“華夷之防”、“海洋之利”的禦前廷議。自皇帝下旨定下此議，近三個月來，朝堂上下暗流湧動，各方勢力或串聯遊說，或搜集“罪證”，或精心準備辯詞，都憋著一股勁，要在這次決定未來政策風向的禦前對決中，一決高下。
九月初九，重陽佳節，天高雲淡。然而長安皇城內的氣氛，卻與這登高賞菊的閒適毫不沾邊。兩儀殿內外，冠蓋雲集，氣氛凝重。今日廷議，規模遠超尋常。不僅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的正副長官、諸衛大將軍、禦史台、翰林院要員悉數到場，連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的飽學博士、部分德高望重的致仕老臣亦被特邀列席，濟濟一堂，足有百餘人。顯然，皇帝李治希望借這次公開廷議，儘可能廣泛地聽取意見，也借此將矛盾擺上台麵，以求一個相對清晰的裁決。
辰時三刻，鐘鳴鼎食，皇帝李治升禦座。他今日未著常朝冠服，而是一身便於久坐的常服，神情肅穆，目光掃過殿中黑壓壓的人群，沉聲道：“今日廷議，諸卿當知無不言，言無不儘。所議之事，關乎國計民生，邊防長遠。然，廷議非市井爭訟，需以理服人，以事明理。可引經據典，更需切合時務。諸卿，開始吧。”
短暫的寂靜後，蕭瑀一係率先發難。一位以經學著稱、年過五旬的國子監司業出列，手持玉笏，聲調抑揚頓挫，開始了長篇大論。他從三代之治講起，論述“重本抑末”乃“聖人不易之教”，引《尚書·洪範》“八政，一曰食”，強調農為政首；又引《鹽鐵論》中賢良文學駁斥桑弘羊“與民爭利”之言，痛陳“工商盛則國用奢，國用奢則·民心蕩，民心蕩則奸邪生”；最後歸結到“華夷之防”，認為“內修德政，外夷自服”，若汲汲於“開拓海洋”、“招徠遠人”，是“示天下以利”，必將“使四夷生輕中國之心”，且“海路險遠，耗費無算，所得奇珍異物，不過玩好，於國無補，反啟奢靡”。一番話引經據典，氣勢十足，引得不少保守派大臣頻頻頷首。
緊接著，又有數位言官、禦史出列，或從“義利之辨”攻擊“工商富國”是“導民趨利，敗壞淳風”；或從“祖宗成法”指責李瑾諸策“變更舊製，恐生禍亂”；或從“現實隱患”出發，聲稱“聞嶺南市舶，蕃商與民雜處，屢生事端，若再擴大，恐難製馭”。他們口徑一致，目標明確，就是要從道德、禮法、曆史、現實等各個層麵，全麵否定李瑾的理念，將其定性為“禍·國”之論。
麵對這輪疾風驟雨般的攻擊，於誌寧、閻立本等人雖出言辯護，強調“因時變通”、“實務所需”，但在對方鋪天蓋地的經典教條和道德指控麵前，顯得有些蒼白乏力。殿中氣氛逐漸向保守派傾斜，許多中立官員麵露猶疑。
就在此時，李瑾出列了。他今日未著緋色官袍，而是一身簡潔的青色深衣，越發顯得沉穩。他沒有急於反駁那些具體的指責，而是向禦座躬身一禮，然後轉向那位率先發難的國子監司業，語氣平和地問道：“敢問蘇司業，您方才屢引《鹽鐵論》，以賢良文學之言駁桑弘羊。下官有一事不明，請教司業：桑弘羊行鹽鐵專賣、均輸平準，結果如何？”
蘇司業傲然道：“桑弘羊聚斂之臣，雖暫充國用，然與民爭利，民怨沸騰，非治國正道。此史有定論。”
“哦？史有定論？”李瑾微微一笑，“然《史記·平準書》載：‘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此盛世之象，發生於文景之治後，而桑弘羊之政，恰在武帝中期推行，充實軍費，北擊匈奴，拓土開疆。敢問司業，若無桑弘羊斂財以實邊，武帝何來巨資北逐匈奴，解我華夏數百年邊患？此等‘聚斂’，是‘禍·國’，還是‘強兵安邊’？”
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史記》的記載反駁對方對桑弘羊的片麵評價，指出其政策在特定曆史時期（對抗匈奴）的積極作用，頓時讓蘇司業語塞。
李瑾不待他反應，轉向另一位攻擊“開拓海洋”靡費無用的禦史：“王禦史言海路所得不過‘玩好’。下官鬥膽，敢問禦史可知，天竺之胡椒、波斯之寶石、大食之琉璃、南洋之香料，在我長安售價幾何？廣州、泉州兩市舶司，去歲抽解（海關稅）及博買（官府收購）所得，又價值幾何？戶部應有檔案。下官曾粗略估算，僅廣州市舶一歲之利，恐不下二十萬貫，可抵關中小郡數州之賦！此等‘玩好’之利，可養多少精兵？可修多少水利？可賑濟多少災民？若因‘玩好’之名，便棄此巨利於不顧，豈非因噎廢食？”
他拋出具體數字（雖未核實，但大致不差），將海外貿易的“虛名”與“實利”掛鉤，極具衝擊力。那王禦史漲紅了臉，一時無法反駁具體數字。
“至於華夷之防，”李瑾環視眾人，聲音清朗，“諸位口口聲聲‘內修德政，外夷自服’。然，修德政需錢糧，強邊防需兵甲，賑災民需倉儲。錢糧兵甲從何而來？僅靠關中、河北田畝所出？貞觀初，突厥兵臨渭水，是修德政使其退兵，還是太宗皇帝秣馬厲兵、府庫充實，方使其懾服？今吐蕃日漸強盛，屢擾河西；高句麗據遼東，未完全臣服。我朝若無充足財用，無精良軍械，無海外之援（如聯絡吐穀渾、西突厥牽製吐蕃），空談‘修德’，能保邊境安寧乎？了解四夷，開拓海路，互通有無，增我國力，正是為了更好的‘修德’、更好的‘安邊’！此非消弭華夷，而是以我之強，馭夷之變！”
他巧妙地將“開拓海洋”與“增強國力”、“鞏固邊防”聯係起來，賦予了其戰略必要性。
這時，一位出身江南士族、對海外貿易頗為了解的工部郎中出列，猶豫道：“李少監所言海貿之利，下官亦有所聞。然，海路風險巨大，颶風、暗礁、海盜，皆可致船毀人亡，血本無歸。且蕃商狡黠，常有以次充好、欺詐之事。朝廷若大力推動，恐有損失，且易滋生腐敗。”
這個問題相對務實。李瑾點頭道：“周郎中所慮甚是。海路有風險，然豈能因有風險便不食魚？陸上絲路，不也有沙暴、匪患、羌人劫掠？關鍵在於如何管理，如何規避。”他轉向皇帝，“陛下，臣前策曾言，可強化市舶司，建造更堅固海船，培訓專精航海、通曉番語之官吏，繪製精確海圖，建立港口巡檢、貨物查驗、公平定價之製度，並與沿海藩國訂立互保商船之約。此非一蹴而就，然隻要方向正確，步步為營，自可漸次降低風險，規範貿易。至於腐敗，任何事務皆有，豈獨海貿？關鍵在嚴刑峻法，明察秋毫。豈能因可能生瘡，便自斷一臂？”
他承認風險，但提出了係統性的管理解決方案，顯得既有遠見又務實。
蕭瑀見己方攻勢被一一化解，再也按捺不住，親自出馬，厲聲道：“李瑾！你休要巧言令色！縱然你所言有些許道理，然道與術，孰輕孰重？聖人設教化，明禮義，乃為正人心。你所倡者，無非‘利’字當頭。若天下士民皆汲汲於利，則禮義廉恥何存？父子兄弟何親？此乃舍本逐末，敗壞天下根本！縱得一時之利，必遺百世之患！此乃大道與小利之彆，你豈能不知？”
蕭瑀再次祭出“義利之辨”的大旗，站在道德製高點進行終極批判。這是儒家保守派最核心的武器，也是最難辯駁的，因為它訴諸於價值判斷而非事實。
殿中氣氛再次緊繃。所有人都看向李瑾，看他如何應對這近乎無解的“大道”指責。
李瑾深吸一口氣，神色變得無比莊重。他先向蕭瑀鄭重一揖，然後轉向禦座，朗聲道：“陛下，蕭相問‘道’與‘利’。臣敢問，何為‘大道’？《禮記·大學》有雲：‘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又雲：‘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他竟背起了《大學》章句，而且背的是儒家修齊治平、格物致知的根本綱領！殿中眾人，包括蕭瑀，都愣住了。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李瑾一字一頓，聲音在大殿中回蕩，“此方為聖人所傳之大道！此道之基，在於格物致知！不明物理，如何致知？不究實情，如何誠意？不識天下，何以治國？不富百姓，何以安邦？”
他猛地轉身，目光如電，直視蕭瑀：“蕭相，您口口聲聲‘大道’，卻將‘格物致知’、‘利用厚生’摒棄於大道之外！將關乎百姓飽暖、國家富強的‘實學’、‘實利’，貶斥為‘小利’、‘末技’！此非尊聖人之道，實乃曲解聖道，僵化聖學！”
“聖人製禮作樂，教民稼穡，發明舟車，定鼎九州，何一不是‘格物致知’、‘利用厚生’？神農嘗百草，黃帝造舟車，周公製禮樂，孔子刪詩書，皆是為開物成務，利於眾生！此乃聖人之道，生生不息，經世致用之真諦！”
“臣所倡改良農具，是為‘教民稼穡’之延伸；鼓勵百工創新，是為‘開物成務’之踐行；了解海外、開拓商貿，是為‘格物致知’（知天下）、“利用厚生”（通有無）之探索。凡此種種，皆為使百姓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曉禮義！使國家府庫充而強兵甲，國力盛而懷遠人！此非逐‘小利’，乃是循聖人大道，求國泰民安之大利！是以實學固根本，以實利行大道！”
“若空談‘義利’，使民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國弱不得安，邊患不得寧，則所謂‘大道’，不過空中樓閣，水中泡影，徒為腐儒清談之資，於國於民，又有何益？！”
李瑾這番論述，石破天驚！他不僅沒有在“義利之辨”上退縮，反而以《大學》的“格物致知”和“修齊治平”為理論武器，將“實學”、“實利”提升到了“聖人大道”的組成部分和實現途徑的高度！他指責對方是“曲解聖道，僵化聖學”，而自己才是真正踐行“經世致用”的聖人之道！這已不僅僅是政策辯論，更是對儒家經典解釋權的爭奪，是對“大道”定義的重新闡釋！
殿中一片死寂。許多官員，尤其是那些年輕些的、務實派的官員，聽得心潮澎湃，豁然開朗。對啊！聖人之道，本就不排斥“開物成務”、“利用厚生”！格物致知，本就是修齊治平的起點！李瑾將“實學”與“大道”如此完美地結合，徹底瓦解了對方“義利對立”的立論基礎！
蕭瑀臉色煞白，嘴唇哆嗦，指著李瑾，想要反駁，卻一時找不到更有力的理論依據。他身後的保守派們也麵麵相覷，被李瑾這番引經據典、邏輯嚴密的“大道”論述震得啞口無言。
“至於蕭相所憂‘敗壞人心’，”李瑾語氣稍緩，但依舊有力，“臣以為，人心之壞，非因求利，而在求不義之利。朝廷當做者，乃明定規矩，導利向善。鼓勵百姓通過辛勤勞作、發明創造獲得財富，此為正道；嚴懲巧取豪奪、貪贓枉法，此為去邪。若因懼怕人心壞，便禁止一切求利之舉，豈不是因噎廢食？農人求豐收之利，工匠求精藝之利，商人求流通之利，士人求學問之利（立功立業），隻要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何害之有？此正是義利合一，以義導利，以利成義！”
他再次將“利”納入“義”的框架，提出了“導利向善”、“義利合一”的治理思路，顯得更加圓融和具有操作性。
殿中長時間的沉默。皇帝李治的目光，從最初的凝重，到驚訝，再到深深的讚許，最終化為一片清明。他緩緩掃過眾臣，尤其是在那些麵露沉思、若有所悟的官員臉上停留片刻。
“諸卿，”李治終於開口，聲音沉穩而充滿力量，“今日廷議，朕聽之良久。李瑾所言，或有可商榷之處，然其以《大學》之道釋實學之用，以格物致知明富國強兵之途，以義利合一論治國安民之策，朕深以為然！”
皇帝的直接肯定，如同為這場辯論一錘定音！
“聖人之道，浩如煙海，然其核心，在於經世致用，利於生民。徒守章句，空談義理，非真知聖道。農桑、百工、商貿、海疆，皆為國之大政，關乎民命國運，豈可輕言‘末業’、‘奇技’而鄙棄之？當實事求是，因時製宜，擇善而從。”
他頓了頓，語氣轉為嚴厲：“然，李瑾，你亦需謹記。所行之事，務必穩妥，不可好大喜功，更需嚴於律己，身正為範。諸般試點，需依前旨，受有司監察，以實效為憑。”
“至於《寰宇圖》及華夷之論，”李治看向眾人，“圖乃地理之圖，旨在知彼。我大唐乃天朝上國，此乃禮法所定，人心所向。然天朝氣象，不在固步自封，而在兼容並蓄，懷柔遠人，以我之文明昌盛，使四夷賓服。了解外情，正是為了更好地彰顯天朝德威。此事不必再議。”
“今日廷議，諸卿各抒己見，朕心甚慰。著中書門下，就今日所議，並前番李瑾諸策試點之監察結果，詳加斟酌，擬定章程，逐步推行。退朝！”
“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山呼聲中，朝會散去。李瑾立在原地，感受到無數道目光——有欽佩，有嫉恨，有深思，有恍然。他知道，這場“舌·戰老腐儒”，他憑借對儒家經典的深刻理解和巧妙運用，結合超越時代的見識，贏得了關鍵性的勝利。皇帝的表態，不僅是對他個人的支持，更是對他所代表的“實學”、“經世致用”理念的官方認可。
雖然前路依然有荊棘，反對的聲音不會消失，但“大道”之爭的天平，已然傾斜。他成功地在這場思想交鋒中，為“實學”正了名，為改革開了路。接下來的，便是將理念轉化為更多實實在在的成果，用鐵一般的事實，繼續夯實這條通往未來的道路。
走出兩儀殿，秋陽正好，天高雲闊。李瑾深深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氣。他知道，屬於他的時代浪潮，正伴隨著這場辯論的勝利，愈發洶湧澎湃，不可阻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