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二十五年的深秋，長安城籠罩在一片肅殺的金黃與蕭瑟之中。然而，宮廷與朝堂之內，卻因“建言十二事”部分政策的成功推行、皇後智囊團“北門學士”的悄然運轉，以及由此帶來的微妙權力格局變化，而湧動著一股與季節截然不同的、充滿思辨與建構意味的暗流。武媚娘的政治聲望與影響力，如同秋日經霜的果實，日漸沉實飽滿。但她也清醒地意識到，聲望的鞏固與權力的延伸，不能僅僅依靠零散的政策成功和個人的政治手腕，更需要一套係統的、能體現其治國理念、並能為廣大官員（尤其是中下層官員）所理解、認同乃至遵循的思想準則與行為規範。她需要在意識形態和官僚倫理層麵，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話語體係與評價標準，以引導、約束官員行為，凝聚政治共識，並為未來更深層次的改革鋪平道路。
這個念頭，在她與“北門學士”的日常探討中逐漸清晰，也在與李瑾通過隱秘渠道進行的數次“學術交流”中不斷深化。李瑾對此深表讚同。他認為，當前朝政雖有“實學”新政推進，但官員隊伍的思想混亂、標準不一現象依然嚴重。許多官員，尤其是中下層和地方官員，對“忠君體國”、“勤政愛民”的理解仍停留在空洞的道德口號，缺乏具體、可操作的指引；對新政的理解也深淺不一，執行中常出現偏差。若能製定一部既秉承儒家正統倫理、又融合當前“新政”精神、且對官員日常行為有具體指導意義的“官箴”或“臣軌”，無疑將對澄清吏治、統一思想、穩定朝局產生深遠影響。更重要的是，這能巧妙地將皇後（未來可能還包括皇帝）的政治理念，以“經典注疏”或“行為規範”的“非政治”形式，滲透到官僚體係的毛細血管中。
這個構想，與武媚娘的想法不謀而合。兩人很快決定，合作撰寫一部名為《臣軌》的著作。由武媚娘提出核心思想、總體框架與政治要求，李瑾則負責結合具體政務、吏治實例與“實學”理念進行闡釋、補充和潤色，使其既有理論高度，又有實踐指導性。具體的文字工作，則可以交由已受“新學”熏陶、文筆漸趨成熟的“北門學士”元萬頃、劉禕之等人來承擔初稿起草與資料收集。如此，既能保證核心思想不走樣，又能發揮各自所長，提高效率，還能進一步鍛煉“北門學士”的團隊。
這個計劃得到了皇帝李治的首肯。當武媚娘以“感念陛下勤政愛民，欲與李相及幾位學士共同編纂一部輯錄古今賢臣嘉言懿行、闡發為臣之道的冊子，一則為陛下分憂，二則亦可作為宮中皇子、公主教化之用，三則或可供朝中有誌之士參考”為由，向皇帝提出時，李治欣然應允，認為這是皇後“賢德好學，心係國是”**的又一體現，甚至表示“成書之後，朕要親自禦覽”。
有了皇帝的支持，編纂工作便迅速啟動。武媚娘親自擬定了《臣軌》的大綱，分為同體、至忠、守道、公正、匡諫、誠信、慎密、廉潔、良將、利人等十篇。每篇之下，又細分若乾條目。她要求，此書不僅要引用《尚書》、《論語》、《禮記》等經典，也要結合《貞觀政要》及本朝明君賢臣（尤其是太宗皇帝）的言行，更要將“建言十二事”中體現的“勸農桑薄賦役”、“廣言路杜讒言”、“益稟入”、“得進陟”等精神融入其中，並適當采納“實學”重實效、利民生的理念。
編纂的核心地點，自然放在了“集賢齋”。這裡環境僻靜，資料相對齊全，且是“北門學士”的大本營。武媚娘每隔數日便會親臨，聽取進度彙報，審閱已完成的篇章，提出修改意見，有時甚至會就某個具體條目的表述與元萬頃、劉禕之等人進行激烈而深入的辯論。她的思路清晰，要求嚴格，尤其注重將抽象的道德要求與具體的政務實踐相結合。例如，在“守道”篇中討論官員如何堅持原則時，她不僅要求引用“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古訓，更要求加入具體案例，如麵對上官不合理命令時應如何依法依規據理力爭，同時又要注意方式方法，保全大局；在“利人”篇中，她強調“利人”不能空談仁政，而要落實到“勸課農桑以足食”、“興修水利以防旱”、“平準物價以安民”等具體實務，並要求引入“新式農具推廣”、“銅匭納諫”等本朝新近實例。
然而，隨著編纂的深入，一些問題也逐漸浮現。“北門學士”雖然才華橫溢，經李瑾點撥後對“實學新政”也有了一定理解，但他們終究缺乏高層政治曆練和實際處理複雜政務的經驗。許多條目寫出來，引經據典固然漂亮，但落實到具體操作層麵，往往顯得理想化或流於空泛，難以真正對官員起到精準的指導作用。尤其是在涉及官員考核、刑獄斷案、邊鎮防務、財政度支等專業性較強的領域，他們的論述更是顯得力不從心。
武媚娘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她知道，要讓《臣軌》真正具有權威性和實用性，成為未來官員的“行動指南”，而非一部束之高閣的道德說教，必須引入更強大的、兼具理論與實踐經驗的外腦。這個人選，非李瑾莫屬。他既有深厚的經史功底（能確保思想不偏離正統過遠），又有豐富的“督行實務”經驗，對吏治、經濟、軍事、工程等各領域皆有涉獵且見解獨到，更重要的是，他深刻理解並認同她試圖通過《臣軌》傳達的政治理念。
於是，在《臣軌》編纂進入關鍵的中期階段，武媚娘通過郭老夫人的渠道，向李瑾發出了“共注”的明確邀請。她將自己對當前稿件不足之處的分析、以及對未來內容深化的期望，寫成了一份詳細的綱要，連同已完成的數篇初稿，一並秘密送出。
數日後，李瑾的回信與厚厚一遝批注修改意見，被悄然送入集賢齋。在信中，他高度讚揚了武媚娘的總體構思與“北門學士”的前期工作，並針對初稿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提出了係統的修改建議：
“殿下所慮極是。《臣軌》之要，不在辭章華美，而在能指導行止，澄清吏治，統一思想。觀諸稿，道德之論多，實務之規少；原則之說多，方法之授少。此為一病。臣之愚見，可從以下數端著力改進：”
“一曰‘道’‘術’結合，以‘術’釋‘道’。如‘守道’篇，不僅要講官員當堅守何種道義原則，更要具體闡明，在麵對不同情境（如上官不法、同僚傾軋、民情洶洶）時，如何運用現有法度、製度與智慧來堅持原則，保全自身，完成職責。可引用本朝禦史如何依法彈劾、地方循吏如何巧妙化解矛盾的實例。**”
“二曰融入‘實學’精神，強調實效與數據。在‘廉潔’、‘利人’等篇中，不僅要求官員清廉愛民，更要求其懂得如何有效地‘利人’。可加入如何核算賦役以使民不困、如何組織工役以提高效率、如何利用新式農具與技法增產等具體方法論的討論，並強調以實際效果（如倉廩增實、戶口繁衍、訴訟減少）作為檢驗官員是否稱職的重要標準。”
“三曰區分層級與職司，增強針對性。朝廷官員，上至宰輔，下至胥吏，職責不同，《臣軌》的要求亦應有所側重。可在相關篇章中，對不同級彆、不同部門的官員，提出更具體的行為規範。如對地方親民官，強調巡行鄉裡、聽訟公平；對財賦官，強調賬目清晰、杜絕侵欺；對邊鎮將領，則在‘良將’篇中詳加闡述，不僅要求忠勇，更要求知曉天時地利、善撫士卒、明察敵情。**”
“四曰正麵引導與負麵禁戒相結合。既要樹立賢臣楷模，闡明應為之事；也要列舉奸佞惡行，標明不可為之禁區，並指出其危害。如在‘公正’篇，不僅要講公正的重要性，也要具體描述徇私枉法、任人唯親的種種表現與惡果，以作警惕。**”
除了這些原則性建議，李瑾還對每一篇初稿都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他在“同體”篇旁批注，強調“君臣同體”不僅意味著忠誠，更意味著官員需深刻理解朝廷（皇帝、皇後）的施政意圖，並主動創造性地執行；在“至忠”篇，他補充了“忠”於職守、“忠”於百姓亦是“大忠”的觀點；在“匡諫”篇，他結合“銅匭”實踐，詳細論述了進諫的技巧、分寸與朝廷納諫的責任；在“良將”篇，他更是大段增補，引入“格物所”在軍械改良、地圖測繪、後勤保障等方麵的新思路，要求將領不僅要勇猛，更要善於利用新技術、新工具提升戰鬥力。
武媚娘仔細研讀了李瑾的回信與批注，眼中異彩連連。李瑾的見解，精準地切中了初稿的軟肋，並為其注入了急需的“務實”靈魂與“可操作性”血肉。她立刻召集“北門學士”，將李瑾的意見傳達下去，要求他們以此為指導，對全書進行大幅度修改和深化。同時，她也指示，在後續編纂中，遇到疑難或需要實務知識支撐之處，可直接以“學術請教”的名義，通過特定渠道向李瑾谘詢。
自此，《臣軌》的編纂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武媚娘把握思想方向與政治高度，李瑾提供實務智慧與具體方法，“北門學士”則負責文字的雕琢、資料的整合與初稿的撰寫。三方通過隱秘而高效的渠道緊密協作。武媚娘與李瑾之間，也就許多具體條目進行了數次深入的“筆談”，有時是思想的共鳴與補充，有時是視角的差異與辯論，但最終都能在“鞏固朝綱、推行新政、利國利民”的大目標下達成一致。這種超越常規君臣、甚至尋常盟友的、在思想建構層麵的深度合作，使得他們對彼此的理解、信任與默契，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集賢齋的燈火，常常亮至深夜。沙沙的書寫聲、低聲的討論聲、翻閱典籍的嘩啦聲，交織成一段隱秘而莊嚴的樂章。一部旨在規範大唐帝國成千上萬官員思想與行為的典章，正在這深宮一隅，在一位皇後、一位宰相與幾位年輕學士的共同努力下，逐漸成型。它不僅是一本書，更是武媚娘政治藍圖的重要一環，也是她與李瑾同盟關係深化的又一座裡程碑**。
秋去冬來，當長安城落下第一場雪的時候，《臣軌》的全書初稿，終於宣告完成。接下來，將是更為精密的修訂、潤色，以及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將其呈於禦前，頒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