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慶七年，夏。
活字印刷的墨香尚未散去，各地州學、縣學的琅琅書聲已然漸起。然而，朝廷與世家大族之間那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卻從人才選拔、知識傳播的層麵，悄然蔓延至了更為核心的領域——文化的闡釋權與話語權。當廉價的“官版”書籍如同潮水般湧向市井鄉野，當標準化的經義教材成為無數寒門士子的啟蒙讀物，**一場關於“何為正統”、“誰在定義知識”的角力，已不可避免。
衝突，最先在看似最“純粹”的學術領域爆發。
這年秋闈鄉試之前，禮部頒布了新的《明經、進士科考試規範細則》，其中除了再次強調答題需務實、重策論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一條是：“諸生答經義策問，當以秘書省頒行之《五經定本》及孔穎達等奉敕所撰《五經正義》為準的。如有引用彆本異文，或闡發與《正義》相悖之論，雖言之成理，亦需注明出處，並不得作為主乾立論依據。”同時，規定各地官學教授，亦需以此為標準教授生徒。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道詔令，看似隻是規範考試，實則是以朝廷的名義，將儒家經典的“標準答案”和解釋權，正式收歸官方。**這直接觸動了世家大族賴以維係其文化優越感的根基——家傳經學。
太原，王氏祖宅。當代族長王弘直，一位年過六旬、以《禮》學名聞天下的老者，手持著從長安快馬送來的邸報抄件，手指因用力而微微發白。他麵前，坐著幾位族中在經學上頗有造詣的子弟和姻親。
“荒謬！荒唐！”王弘直的聲音帶著壓抑不住的怒氣，“《禮》經微言大義，幽深玄遠，豈是孔衝遠（孔穎達）一人一家之言所能囊括？我太原王氏，自漢末以來，世傳《周官》《儀禮》，代有闡發，自成一家。如今朝廷一紙詔令，竟要天下士子隻尊那《正義》為圭臬，視我等家學為旁門彆解？長此以往，聖人之學，豈不成了千人一麵、了無生氣的死物？”
一位中年族人憂心忡忡地接口：“族長，更可慮者，是那些廉價的‘官版’書籍。如今坊間、州縣官學，所傳所習，皆是秘書省校訂、印書局刷印的版本。我們家藏的古本、先人批注的精要，即便願意拿出來，又有幾人能見到？即便見到，在朝廷的科舉標準下，又有何用？這是要絕我等家學之根啊！”
“還有那所謂的‘時務策要略’、‘律疏節要’，”另一人憤然道，“儘是些錢穀刑名、胥吏之術，也敢與聖賢經典並列，成為官學教材、科考內容？如此下去，讀書人的氣節與胸襟何在？朝廷取士，難道隻要會算賬、懂律令的刀筆吏麼？”
廳堂內一片激憤之聲。他們敏銳地意識到，朝廷這一套組合拳下來——統一教材、標準答案、側重實學，正是在係統地瓦解他們數百年來憑借獨特的家傳學問和對經典的闡釋權所建立的文化霸權。當知識變得標準化、廉價化，當評判學問高低的標準從“家學淵源”、“獨到見解”轉向“是否符合朝廷頒布的定本”和“能否解決實際問題”時，他們賴以自矜的文化資本，便在迅速貶值。**
然而，並非所有世家內部都鐵板一塊。幾乎在同一時間，滎陽鄭氏的一位年輕子弟鄭虔，正在長安國子監附近的客棧中，如饑似渴地研讀著剛買到的、由進士館編纂的《河工水利通解》和印書局新出的《大唐疆域輿圖簡說》。他是家族中不算受重視的旁支，雖有才學，但家族資源向來向嫡係傾斜。如今，這些廉價卻內容精要的官版書籍，為他打開了一扇全新的窗戶。相比家中那些深奧卻有些脫離實際的家傳經解，這些書中講述的河流水文、地理形勝、賦稅管理，更讓他感到一種腳踏實地的興奮與實用的力量。他隱隱覺得，未來的仕途和經濟，或許更依賴於掌握這些“實學”。
類似的代際與認知裂痕，在許多世家內部悄然滋生。老成者痛心疾首，視朝廷新政為敗壞學風、動搖根基的洪水猛獸；而年輕一代中的敏感者或不得誌者，卻在這股新潮流中，看到了突破家族內部固有等級、憑借個人能力獲得新出路的可能。朝廷推廣的標準化知識和實用技能，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他們用來對抗家族內部陳腐權威的武器。**
除了對經典解釋權的爭奪，話語權的陣地也在悄然轉移。
以往，清議風向、人物品評、甚至對朝政的臧否，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少數世家名流、隱逸高士手中。他們通過雅集、詩文唱和、私下品題，形成一種影響士林乃至官場的奧論氛圍。但如今，一種新的、更具官方色彩和傳播效率的媒介出現了。
由門下省、翰林院共同編纂，印書局負責印刷發行的《長安邸報》（後更名為《大唐政要》），從最初的旬刊，逐漸改為五日一期。這份最初隻在小範圍內傳抄的官方文書彙編，在李瑾的建議和武後的支持下，內容不斷擴充，不再局限於詔令和高級官員任免，而是增加了“朝議輯要”（摘錄朝會重要討論，當然是經過選擇和加工的）、“地方治績”（表彰清官能吏的政績）、“外藩風物”乃至鼓勵農桑、水利的簡明知識。通過驛站係統，這份邸報被快速分發到各道、州，甚至一些重要的縣。雖然發行量相對人口仍然有限，但其代表的是朝廷的聲音，是一種強有力的、標準化的信息輸出。
某次，幾位以清流自詡、與世家往來密切的士大夫，在一次詩會上抨擊朝廷“重實務而輕經義，恐使士風澆薄”。他們的言論很快在長安小範圍內流傳。然而，下一期的《長安邸報》上，便在不顯眼的位置，刊登了一篇署名“國子監博士某”的短文，文章不點名地駁斥了這種論調，強調“通經致用方為真儒，坐談空論無益蒼生”，並舉了幾個近年因精通實務而被擢升的官員例子。雖然文章短小，語氣也算平和，但其通過官方渠道發出的信號卻清晰無比：朝廷鼓勵什麼，反對什麼。這種來自體製的、有組織的話語回應，雖不如名士品題那般風雅犀利，卻更加沉穩有力，如同無形的堤壩，規範著奧論的流向。
更大的衝擊，來自基層。在那些新近建立或得到朝廷資助的州學、縣學中，年輕的學子們捧著統一的官版教材，聽著或是朝廷派遣、或是本地聘請但經過某種“篩選”的教習授課。他們所學的經義，是朝廷定本；所習的策論，側重當下時務；所讀的“課外書”，是朝廷鼓勵的農桑、算學、律法啟蒙。他們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乃至對朝廷和世界的認知，從一開始，就在一個與他們的父兄、與那些世家子弟不儘相同的軌道上塑造著。當他們學成，通過科舉進入官場，他們所攜帶的，將是一套更貼近朝廷需求、更具統一性的文化密碼。
洛陽，一場由某世家牽頭舉辦的“經學雅集”上。白發蒼鴻的宿儒們高談闊論，引經據典，對朝廷新頒的《五經定本》和科舉導向多有微詞。然而，坐在下首的幾個年輕麵孔卻顯得有些心不在焉。他們中，有人在袖中偷偷摩挲著新買的《時務策範文選》，有人在心裡盤算著剛從邸報上看到的某地水利案例是否可用於即將到來的科考。當一位老儒激昂地批判“朝廷取士，竟以刀筆錢穀之術為先，斯文掃地”時，一個年輕的、略帶猶豫的聲音響起：
“先生之言，學生不敢全然苟同。聖人雲‘修己以安百姓’。若不通錢穀，何以知民生疾苦？若不明律法，何以斷獄訟公平？學生以為，朝廷倡導實學，正是引導士子從空談轉向實乾，從書齋走向天下，未必不是重振儒學真精神之道。”
此言一出，滿座皆驚。老儒愕然，隨即麵色漲紅。而其他幾個年輕人，雖未出言附和，但眼中卻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認同或思索。雅集不歡而散。那個出言的年輕人，是家族中一個旁係子弟，在家中並不受重視，卻是洛陽新建州學中的佼佼者。他的勇氣，或許來自對家學桎梏的不滿，也或許，來自那些廉價書籍和官學教授所帶來的、某種不同於家族內部的視野與信心。
長安，政事堂。李瑾聽著來自各方的彙報——關於新教材的推行情況，關於《長安邸報》的反響，關於各地官學的進展，也包括世家內部那些不滿的聲音和年輕一代悄然的變化。
“相爺，太原、清河、博陵那邊，頗有微詞，尤其是對以《五經正義》為科舉唯一準繩一事，反彈甚大。”心腹低聲稟報。
李瑾正在批閱文書的筆微微一頓，隨即繼續寫下批語，頭也不抬地道：“反彈？讓他們彈去。他們可以繼續關起門來，研究他們的家傳古本，闡發他們的微言大義。但朝廷取士，總得有個標準。這個標準，過去是他們的門第和家學，現在，該由朝廷來定了。**”
他放下筆，望向窗外漸漸深沉的暮色，語氣平靜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力量：“文化的權柄，從來不該隻掌握在少數幾個家族手中。他們壟斷了幾百年，也該讓出來了。朝廷印的書，朝廷建的學，朝廷定的標準，或許不那麼‘精深’，不那麼‘玄妙’，但它能讓更多的人讀得起書，讓更多的人明白何為忠君愛國，何為經世致用。這，才是文化之權最根本的移易——從少數人的私藏與清談，移向更多人的啟蒙與實踐。這個過程或許緩慢，或許會有陣痛，但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阻擋。”
夜色降臨，長安城中萬家燈火。在那些燈火下，不知有多少寒門士子正在廉價的油燈下，捧著廉價的“官版”書籍，為一個不再被出身和家學徹底限定的未來，奮筆疾書。而在那些高門大宅的深院裡，也不知有多少敏感的心靈，正在經曆著新舊觀念的撕扯與掙紮。文化的權柄，便在這樣無聲的閱讀、思考與悄然變化的認知中，一點一滴地，從那些曾經牢牢掌握它的手中，滑向更加廣闊而充滿生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