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8日，晨6時15分，山西五台山
癢。
林征醒來時，第一個感覺是左小腿傳來的癢。不是蚊蟲叮咬的那種刺癢，而是傷口愈合時新肉生長的、鑽心的癢。
他睜開眼，發現自己躺在一間土坯房的炕上。陽光從糊著麻紙的窗戶透進來，在坑窪不平的泥地上投出斑駁的光影。空氣裡有草藥的苦味，還有淡淡的血腥氣。
他試著動了一下左腿。
疼，但能忍。傷口的癢和疼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奇特的感覺。
記憶湧來：
陳樹生。
二十二歲。
山西太原人。
師範學校畢業。
三個月前參加的八路軍。
現在是八路軍115師獨立團的一名戰士。
左腿是三天前在平型關撤退時被流彈擦傷的，傷口感染，高燒了兩天。
林征——現在是陳樹生了——撐著坐起來。土炕上還躺著另外三個傷員，都裹著臟兮兮的繃帶，一個在睡覺，兩個在小聲說話。
“樹生醒啦？”靠窗的傷員轉過頭。是個三十多歲的老兵，右臂吊著，臉上有好幾道結痂的劃痕。
“嗯。”林征應了一聲。陳樹生的聲音溫和，帶著讀書人特有的清晰吐字。
“可算退燒了。”老兵咧嘴笑，露出缺了一顆門牙的豁口，“你這學生娃命大，高燒四十度，老劉頭都說你可能挺不過來了。”
老劉頭是村裡的土郎中，也是八路軍的義務衛生員。
林征低頭看自己的左腿。小腿上纏著灰布條，布條上滲著黃褐色的藥漬。他伸手摸了摸，傷口應該已經結痂了。
這是第一次，他醒來時不是在戰鬥狀態，而是在養傷。
存活時間：從陳樹生參軍到現在，已經三個月了。這是目前為止最長的一世。
“班長呢？”林征問。
“帶人下山了，弄糧食。”老兵壓低聲音，“鬼子把山下幾個村子的糧都搶光了，咱們斷糧兩天了。”
林征沉默。
陳樹生的記憶告訴他：這是1937年10月，太原會戰正在激烈進行。他們這個獨立團在平型關戰役後撤到五台山地區休整補充，但補給極其困難。
門外傳來腳步聲。
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掀開草簾子進來，手裡端著個粗陶碗。是村裡的李大娘，這些天傷員都由她和幾個婦女照顧。
“娃醒啦？”李大娘看見林征坐起來，臉上露出笑容，眼角堆起深深的皺紋。她把碗遞過來：“喝口粥，剛熬的。”
碗裡是稀得能照見人影的野菜粥，幾片不知名的野菜葉子浮在表麵。
林征接過碗，道了聲謝。
李大娘擺擺手，轉身去看其他傷員了。
林征慢慢喝著粥。粥很燙，野菜帶著苦味，鹽放得很少，但這是他這些天來第一口熱食。
陳樹生的身體本能地渴望著食物。胃在抽痛，是長時間饑餓後的痙攣。
喝完粥，林征試著下炕。左腿還有些軟，但能站住。他拄著炕沿走了幾步，來到窗邊。
窗外是典型的山西山村景象：土坯房依山而建，院子裡堆著柴火，幾隻瘦骨嶙峋的雞在刨食。遠處是連綿的太行山脈，秋日的山巒呈現出深淺不一的黃色和褐色。
和平。
這一刻，竟然有種詭異的和平感。
如果不是空氣中隱約飄來的焦糊味，如果不是遠處偶爾傳來的零星槍聲，如果不是村裡那些空了一半的房子。
“樹生，來，坐這兒。”老兵拍了拍炕沿。
林征走過去坐下。
老兵從懷裡摸出個煙袋，塞上煙葉，卻沒點火，隻是放在鼻子下聞了聞。“沒火鐮了，”他苦笑，“上回轉移時掉了。”
林征看著老兵。這是個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右臂是在湘江戰役時受的傷，骨頭沒接好，落下了殘疾。本可以在後方工作，但他堅持要上前線。
“老馬，你說……”林征開口，用的是陳樹生習慣的語氣，“咱們能堅持多久？”
老馬——老兵姓馬——沉默了。他把煙袋在手裡轉了幾圈，才說：“多久都得堅持。咱們退了，老百姓咋辦？”
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也是最沉重的責任。
陳樹生之所以參軍，就是因為這個道理。師範學校的學生，原本可以教書育人，過安穩日子。但鬼子來了，學校炸了，老師死了，同學散了。
他記得離校那天，老校長站在廢墟上說：“國之不國，何以教書？同學們，各尋前路吧。”
於是陳樹生投了八路軍。
不是為了報仇——他家人在太原陷落前就逃到西安了。也不是為了升官發財——八路軍官兵平等，隻有責任沒有特權。
他隻是覺得，這個國家不該這樣。
林征感受著這份情感。和陳樹生的記憶融合得越深，他就越理解這個年輕人：理性、溫和，但骨子裡有一種知識分子的倔強。
下午，班長回來了。
班長叫王大山，二十五歲，河南人，也是老紅軍。他帶回來半袋小米，還有幾個凍硬了的紅薯。臉色鐵青，身上有血。
“咋了班長？”老馬問。
“***漢奸，”王大山把糧食往地上一扔，“帶鬼子搜山，把咱們藏在山洞裡的糧食挖出來了。老趙他們幾個……沒了。”
土坯房裡一片死寂。
沒了。
這個詞在戰爭中意味著死亡、失蹤、或者被俘。但無論哪種，都意味著再見不到了。
“糧食呢？”一個傷員啞聲問。
“搶回來一半，”王大山抹了把臉，臉上的泥土和血混在一起，“用三條命換的。”
又是一陣沉默。
林征看著那半袋小米。粗布口袋，最多二十斤。二十斤糧食，三條命。
這就是敵後根據地的現實。
“樹生，”王大山突然看向他，“你腿能走了不？”
“能走。”林征說。
“那好，明天你跟老馬轉移。”王大山說，“這裡不能待了，鬼子肯定還會來搜。咱們得往深山裡撤。”
“班長你呢？”
“我留下斷後，把痕跡處理乾淨。”王大山咧嘴笑，笑容很苦，“放心，死不了。”
林征知道，班長是在說謊。斷後的人，活下來的幾率不到三成。
但他沒說話。陳樹生不會說破，八路軍裡每個人都心照不宣：有些任務，就是去送死的。區彆隻在於死之前能換多少。
夜裡，林征睡不著。
他躺在炕上，聽著旁邊傷員的**，聽著窗外的風聲，腦子裡卻在整理這幾個月來的記憶。
陳樹生是個細心的人，有記日記的習慣。雖然條件艱苦，但他還是用鉛筆頭在廢紙上斷斷續續記了些東西：
9月25日，平型關。第一次打仗，吐了。但贏了。
10月3日，撤退。傷，發高燒。
10月12日，李大娘用最後半碗米熬粥給我喝。她孫子餓得哭。
10月15日，教村裡孩子認字。五個字：中國、八路軍。
10月17日，糧食沒了。
這些零碎的記憶，構成了一個普通八路軍戰士的日常：戰鬥、轉移、饑餓、傷病，還有在絕境中依然堅持的“教育”。
教孩子認字。
在隨時可能死亡的戰場上，在食不果腹的山村裡，陳樹生依然覺得，孩子們應該認字。
林征忽然想起李振良。那個學生兵也相信，知識是有力量的。
也許陳樹生就是李振良的另一種可能——如果李振良活下來，如果沒有戰爭，他也會成為一個老師，教孩子們讀書認字。
但戰爭沒有如果。
第二天一早，轉移開始了。
林征的腿還有些瘸，但能走路。老馬的胳膊吊著，用左手拄著根木棍。除了他倆，還有兩個輕傷員，以及村裡的五個孩子——都是父母被鬼子殺害的孤兒。
李大娘把他們送到村口，往每個孩子懷裡塞了個煮熟的土豆。“跟著八路叔叔走，聽話。”她挨個摸孩子的頭，眼睛紅著，但沒哭。
最小的女孩，大概五六歲，抱著李大的腿不撒手：“奶奶，你也走……”
“奶奶老了，走不動了。”李大娘蹲下來，用粗糙的手擦去女孩臉上的淚，“丫丫乖，跟著陳老師，學認字，長大了給奶奶寫信。”
陳老師。
村裡人都這麼叫陳樹生。
林征看著這一幕，胸口像堵了塊石頭。
轉移的隊伍鑽進山裡。山路崎嶇，秋日的太行山已經有些冷了。落葉鋪滿了小路，踩上去沙沙作響。
林征牽著丫丫的手，小女孩的手很小，冰涼。
“陳老師，”丫丫仰頭看他，“咱們去哪？”
“去安全的地方。”林征說。
“那還回來嗎？”
“……回來。”
“什麼時候？”
林征答不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