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0日，上午9時，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靜。
這種靜不同於圖書館的肅靜，不同於老年公寓的安寧，而是一種……被死亡浸透過的、沉甸甸的靜。像是走進了一座巨大的、由沉默砌成的墳墓，連呼吸都變得小心翼翼。
林征站在紀念館入口的廣場上。
四月的南京，已經有初夏的燥熱。但站在這裡，卻感到一股寒意從腳底升起。灰色花崗岩鋪就的地麵，在陽光下泛著冷硬的光。廣場儘頭，那尊巨大的雕塑——一個母親抱著死去的孩子，仰天痛哭——在晨光裡投下長長的、扭曲的影子。
他深吸一口氣，走進展廳。
光線很暗。
隻有展櫃裡打著一束束慘白的光，照亮那些物件：生鏽的刺刀、破碎的眼鏡、燒焦的棉襖、孩童的鞋……
每一件物品都沉默著。
但林征覺得，他聽見了它們的呐喊。
展廳裡人不多。幾個中學生由老師領著，小聲地聽講解。一對老夫妻互相攙扶著，在一張照片前駐足良久。一個年輕人拿著手機，對著展櫃拍照，閃光燈亮起的瞬間，像一道短暫的、蒼白的閃電。
林征放慢腳步。
他這次不是來尋訪某個具體的人。
他是來找……一個名字。
或者說，找三十萬個名字中的一個。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接下來的六周裡，這座城市變成了人間地獄。三十萬人被殺——這是曆史的數字。
但林征想知道的是：這三十萬人，都是誰？
他們叫什麼名字？多大年紀？做什麼工作？有什麼愛好？臨死前在想什麼？
史料上寫著：“平民”、“戰俘”、“婦女”、“兒童”……
都是類彆。
不是名字。
他走到“遇難者名錄牆”前。
那是一麵巨大的黑色大理石牆，從地麵延伸到天花板。牆上刻滿了名字，密密麻麻，像黑色的螞蟻。
他仰頭看著。
第一個名字：王秀英，女，32歲，裁縫
第二個名字：李有財，男，45歲，人力車夫
第三個名字：張小妹，女，9歲，學生
……
一個個看過去。
看得眼睛發酸。
看得心裡發冷。
突然，他看到了一個名字：
周文彬，男，34歲，校對員
同名同姓。
同樣的職業。
同樣的年齡。
但不是同一個人——重慶的周文彬死在1940年，不是1937年。
但林征還是盯著那個名字看了很久。
他想起了重慶的周敏老人，想起了那支鋼筆，想起了那句“好好讀書，把今天的事寫下來”。
如果這個周文彬也有女兒，那她現在該多大？九十多歲？她還記得父親嗎？
他不知道。
因為這個周文彬，可能沒有留下後代。
可能全家都死在了那場浩劫裡。
“同誌，你在找什麼人嗎？”
一個聲音在旁邊響起。
林征轉頭。
是個老人，很老了，坐在輪椅上。穿著洗得發白的藍色中山裝，胸前彆著一枚小小的紀念章。頭發全白，稀疏，但梳得很整齊。臉上布滿皺紋，深得像刀刻的。但那雙眼睛——銳利，清澈，像能看透一切。
“我……”林征頓了頓，“我在看名字。”
“看名字？”老人問，“看名字做什麼？”
“想記住。”林征說，“想讓他們……不隻是數字。”
老人沉默地看著他，看了很久。
然後，他說：“推我出去吧。這兒太悶了，我帶你去看個地方。”
紀念館後麵有個小院子，種著幾棵銀杏樹。四月的銀杏剛抽出新葉，嫩綠色在陽光下透明得像玉。
老人讓林征推他到一棵最大的銀杏樹下。
樹下有個石凳。
“坐吧。”老人說。
林征坐下。
老人從輪椅側麵的袋子裡拿出一個厚厚的筆記本，牛皮紙封麵，邊緣已經磨得發毛。
“這是什麼？”林征問。
“名冊。”老人說，“我父親留下的。”
他翻開筆記本。
裡麵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用鋼筆寫的，字跡工整，但能看出歲月的顫抖。
王德福，男，48歲，賣燒餅的，住中華門西街
趙翠花，女，29歲，織布女工，有兩個孩子
陳小寶，男，6歲，喜歡踢毽子
……
每一頁都是名字。
每一頁都是人生。
“這是我父親記的。”老人緩緩開口，“1937年，他在金陵大學教書。南京淪陷前，學校讓教職工撤離，我父親沒走。他說：‘我是教曆史的，我得留下來，把曆史記下來。’”
林征屏住呼吸。
“他躲在城南的一個地窖裡，躲了四十多天。”老人繼續說，“每天夜裡，等鬼子睡了，他就偷偷出來，去那些被燒毀的房子裡，看還有沒有人活著。如果發現屍體，他就把名字記下來。”
“怎麼……知道名字？”林征問。
“看門牌，看遺物，看鄰居的證言。”老人說，“有時候能找到身份證件，有時候隻能問還活著的人。問一個，記一個。”
他翻到某一頁。
上麵寫著：
無名女，約18歲，穿紅棉襖，死在中山路路口
無名童，約3歲，手裡攥著半個燒餅
無名老者，約70歲，眼睛被刺刀捅瞎
無名。
還是有無名。
“我父親記了六百三十二個名字。”老人說，“但這隻是……滄海一粟。”
他抬起頭，看著林征：
“你知道六百三十二和三十萬的區彆嗎？”
林征搖頭。
“區彆就是，”老人一字一句地說，“六百三十二，你能想象。你能想象六百三十二個人站在你麵前，是什麼樣子。但三十萬……三十萬就是個數字。太大了，大到超出了人的想象能力。”
林征感到胸口悶得難受。
是啊。
三十萬。
他試著想象：三十萬人站在廣場上，黑壓壓的一片，望不到頭。
然後，六周之內，全死了。
怎麼死的？槍殺、刀砍、活埋、火燒、奸殺……
他想象不出來。
因為太殘忍了，超出了人類心理的承受極限。
“我父親記完這六百三十二個名字，就瘋了。”老人平靜地說，“不是發瘋的那種瘋，是……心死了。他說他每天晚上做夢，都夢見那六百三十二個人站在他床前，問他：‘你為什麼還活著？’”
林征感到脊背發涼。
“後來呢？”他輕聲問。
“1945年，抗戰勝利了。我父親把這本名冊交給國民政府，希望他們能立個碑，把名字刻上去。”老人說，“但那時候，百廢待興，誰顧得上這個？名冊被退了回來，說‘等以後再說’。”
“等以後。”老人重複這三個字，語氣裡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澀，“這一等，就等了一輩子。”
“您父親……”
“1985年去世的。”老人說，“去世前，他把名冊交給我，說：‘兒子，這個任務交給你了。要讓後人知道，這些人，曾經活過。’”
老人摩挲著筆記本的封麵：
“我今年八十七歲了。從1985年到現在，四十年，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尋找這些名字的後人。”
“找到了嗎？”林征問。
“找到了一些。”老人從輪椅袋裡又拿出幾個文件夾，“你看。”
林征翻開文件夾。
裡麵是照片、信件、采訪記錄。
王德福的兒子，現在合肥，退休教師
趙翠花的侄子，在上海開出租車
陳小寶的妹妹，在南京養老院，去年剛去世
每一份資料，都是一個生命的延續。
“但這個，”老人指著“無名女，約18歲，穿紅棉襖”，“沒找到。這個，‘無名童，約3歲，手裡攥著半個燒餅’，沒找到。這個，‘無名老者，約70歲，眼睛被刺刀捅瞎’，沒找到。”
他抬起頭，眼睛裡有淚光：
“大多數人，還是找不到。”
林征沉默。
他想起了王石頭，那個死在黃河洪水裡的少年。
想起了***，那個731部隊的受害者。
想起了所有那些沒有名字、沒有後人、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的死者。
他們就像一滴水，滴進曆史的海洋裡，消失得無影無蹤。
“您……”林征艱難地開口，“您覺得……這樣做有意義嗎？六百三十二個名字，對三十萬來說，太少了。”
老人看著他，看了很久。
然後，他說了一個故事。
“1995年，我找到了一個老人，她叫李秀蘭。1937年，她八歲，全家都被殺了，隻有她躲在米缸裡活了下來。我拿著名冊去找她，問她認不認識上麵的人。”
“她看了很久，指著一個名字說：‘這個，王德福，是隔壁賣燒餅的王爺爺。每天早上，他都給我一個熱乎乎的燒餅，不要錢。’”
“她又指著一個名字：‘這個，趙翠花，是給我娘做衣服的趙阿姨。她手可巧了，做的衣服又合身又好看。’”
“她一個一個指過去，說出他們的故事：這個人愛喝酒，那個人愛唱戲，這個人有個傻兒子，那個人剛娶了媳婦……”
老人停下來，深深吸了口氣：
“那天下午，李秀蘭說了三個小時。說完後，她哭了，說：‘四十年了，我第一次能說出他們的名字。謝謝你，讓我覺得，他們沒白死。’”
“她第二年就去世了。臨走前，她女兒給我打電話，說：‘我媽說，讓你一定把名字刻在碑上。她說，隻要名字還在，人就還在。’”
老人看著林征：
“你說，這有意義嗎？”
林征感到眼淚在眼眶裡打轉。
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