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推進線】
2033年春，瑞士伯爾尼，聯邦理工學院一間保密度極高的會議室。
這裡正在進行的，並非公開學術會議，而是一場由“文明複興研究院”通過特殊渠道促成的小範圍、跨文明頂尖學者閉門對話。與會者僅十餘人：華夏方麵以陳思源、林薇及兩位精通科學史與古文獻的資深研究員為代表；西方方麵，則是以柯林斯教授、索菲·勒克萊爾為首的數位“修正學派”或至少持開放態度的學者，他們均以“個人學術休假”名義秘密前來。趙海川的團隊在外部提供了嚴密但隱蔽的安保與信息隔離。
會議桌中央的全息投影儀，正懸浮展示著一份高清掃描文件。文件主體是17世紀晚期的手寫拉丁文信件和數學手稿，筆跡熟悉，屬於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然而，引起所有人凝神屏息的，是手稿邊緣和夾頁中出現的若乾漢字批注、以及清晰繪製的六十四卦卦爻符號，旁邊還有萊布尼茨用拉丁文和數字進行的對照標注與演算。
“這份材料，來自漢諾威萊布尼茨檔案館一個長期未受重視的‘雜項’卷宗。”林薇操作著投影，將關鍵部分放大，“我們通過國際合作者，以‘研究萊布尼茨手稿整理方法’為由，獲得了有限度的掃描權限。經過圖像增強和文本比對，可以確認，這些漢字批注內容，與宋代邵雍《皇極經世》中關於‘先天圖’和‘二進製’數理推演的部分論述高度相關，儘管翻譯和理解存在偏差。而卦爻符號與0/1數字的對應關係，萊布尼茨本人也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及，並明確承認靈感來源於‘中國的古老符號體係’。”
陳思源補充道：“傳統科學史敘事中，萊布尼茨獨立發明二進製，僅在後來自豪地發現其與《易經》卦爻‘不謀而合’。但這份手稿顯示，接觸、研習甚至試圖用數學語言詮釋卦爻係統，發生在他係統闡述二進製理論之前。更重要的是，”他切換投影，展示另一份文件，“這是同時期耶穌會傳教士白晉（JoachimBouvet）寄給萊布尼茨的信件摘錄，其中明確寫道：‘《易經》六十四卦，實乃伏羲所創之宇宙數學，其陰陽爻變，蘊含一切組合與變化之妙理，或可補益閣下之‘普遍字符’設想。’”
會議室裡一片寂靜。西方學者們仔細審視著那些清晰的漢字和卦爻，以及萊布尼茨略顯笨拙但努力對應的筆跡。證據鏈如此直接，幾乎無可辯駁。
索菲·勒克萊爾深吸一口氣，率先打破沉默：“這確實……改變了敘事順序。不是‘獨立發明後的巧合印證’，而是‘接觸、啟發、再創造’。萊布尼茨本人或許不認為這是‘竊取’，他可能真誠地認為自己在‘發現’一種普世的數學語言，而東方古老智慧恰好印證了這一點。但站在知識傳播史的角度，源頭和影響關係需要重寫。”
柯林斯教授用手指緩緩按摩著太陽穴，他感到一種認知框架被撬動的眩暈。“即使我們接受這一點，承認二進製思想的形成受到了《易經》的直接啟發，這畢竟是一個相對具體的案例。華夏學派試圖構建的宏大圖景——即西方近代科學崛起大量依賴了經由傳教士係統轉移並改頭換麵的華夏知識體係——這需要無數個類似‘齒輪與卦爻’的案例來支撐。”
“這正是我們啟動‘全球技術同源比較數據庫’的原因。”陳思源回應，語氣平和但堅定，“我們不尋求簡單的‘源頭替代論’，那是粗糙且不智的。我們尋求的，是在全球文明交流史中，更完整、更公正地呈現知識流動的多向性與複雜性。承認萊布尼茨受《易經》啟發，無損於他作為偉大思想家的光芒，反而展現了人類智慧跨越文明藩籬的交融力量。但問題在於，為何在長達數個世紀的主流敘事中，這種‘啟發’被淡化成了‘巧合’？為何更多類似的‘啟發’線索，被淹沒在檔案的塵埃裡，或被有意無意地貼上了‘歐洲原創’的標簽？”
一位來自意大利的科技史專家沉吟道：“這可能涉及更複雜的心理和機製。文藝複興和科學革命時期，歐洲學者急於構建一個與中世紀神學斷裂、直承古希臘的‘新傳統’。來自東方的、同時代的知識輸入，與這一構建‘純粹古典譜係’的訴求存在張力。吸收的同時進行‘改名換姓’或‘淵源重塑’，或許是某種無意識的‘學術整合’，也可能……帶有確立自身文明主體性和優越性的時代需要。”
林薇點頭：“我們理解這種曆史複雜性。因此，‘文明複興研究院’提出的合作研究計劃，並非要掀起一場‘知識歸屬’的訴訟，而是要發起一場‘知識考古’的聯合發掘。讓我們共同梳理，在近代早期這個關鍵時段，究竟有多少知識元件，在歐亞大陸兩端之間進行了傳遞、翻譯、誤解、再闡釋和再標簽。這不僅是華夏的曆史，也是全球科學史走向更加客觀、包容的必要修正。”
柯林斯教授與幾位西方同行交換了眼神。他們看到了華夏學者並未采取咄咄逼人的指控姿態，而是提出了一個基於實證、開放合作的嚴謹研究框架。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的防禦心理。
“數據庫將如何運作？數據標準和準入機製是什麼？”柯林斯問了一個關鍵問題。
“開放協議，同行評審，多語言支持。”陳思源早有準備，“所有入庫的文獻證據、圖像、分析，都必須提供可公開查驗的源頭信息和交叉引用。我們邀請全球學者參與貢獻、驗證和辯論。華夏研究院可以承擔初期架構和數據錄入的主要工作，但管理委員會必須包含不同文明背景的權威學者。目標不是建立一個‘華夏中心’的數據庫，而是一個‘多中心文明互動證據庫’。”
閉門會議持續了整整兩天。雙方就數據庫的倫理準則、技術細節、合作模式進行了深入務實的探討。儘管分歧仍在，但一條基於專業共識的對話與合作通道，在極度謹慎和相互試探中，被艱難地開辟出來。
會議結束時，柯林斯教授私下對陳思源說：“陳博士，你們走的是一條布滿荊棘的路。即使在我們這邊，願意像我們今天這樣坐下來談的人，也是少數。更多的聲音會指責你們，也會指責我們這些與你們接觸的人，是‘背叛者’。”
陳思源望向窗外伯爾尼老城連綿的屋頂，輕聲道：“柯林斯教授，我們追尋的不是為了指責誰，而是為了對得起曆史本身，也對得起未來。真相或許令人不適，但唯有基於真相的理解，才能讓不同的文明真正平等地對話，而不是永遠困在優越與自卑、主宰與反抗的循環裡。這條路很難，但總得有人開始走。”
柯林斯默然。他知道，回到自己的學術圈，他將麵臨新一輪的風暴。但他心中某些堅固的東西，已經在證據和理性麵前，發生了不可逆轉的鬆動。
【曆史閃回線】
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北京，耶穌會南堂。
燭光下，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白晉（JoachimBouvet）正伏案疾書，麵前攤開著《易經》刻本、邵雍的《皇極經世書》以及一堆演算草稿。他時而翻閱中文典籍，時而用拉丁文和法文寫下筆記，神情興奮。
“神奇，太神奇了！”他用母語低聲驚歎，“這些陰陽符號的組合變化，竟蘊含著如此精妙的數學規律！伏羲，這位中國的遠古聖王，莫非早已洞悉了上帝創造宇宙的數學藍圖？”
他將幾個卦爻符號描畫下來，在旁邊標注上自己理解的“陰陽”與“奇偶”對應關係，並嘗試用剛在歐洲興起的代數符號進行表達。越鑽研，他越覺得《易經》不僅是一部占卜之書，更是一部“先天數學”或“宇宙代數”的秘籍。
他想起自己與德國博學通才萊布尼茨的通信。那位遠在歐洲的學者，正在構想一種“普遍字符”（Cis），希望能用一套符號係統表達一切思想，並基於此進行邏輯演算，甚至解決爭端。白晉敏銳地感覺到，《易經》的卦爻係統，或許就是萊布尼茨夢寐以求的“普遍字符”在遠古東方的預演！
他立刻提筆，開始給萊布尼茨寫信。在信中，他熱情洋溢地介紹《易經》的卦爻係統，闡述其陰陽變化中蘊含的二進製原理（儘管他尚未使用這個詞），並將其與萊布尼茨的“普遍字符”設想相聯係。他寫道：“……這古老的符號體係，似乎提供了一種用最簡單元素（陰與陽）表示萬事萬物並推演其變化的可能途徑……或許能為您偉大的構想，提供來自東方智慧的印證與啟迪。”
寫罷，他鄭重地將信和一些他整理的卦爻與數字對照表封好。他知道，這封信將經過漫長的旅途，數月甚至數年後才能抵達萊布尼茨手中。但他相信，這跨越大陸的思想火花，必將照亮東西方兩位哲人的心智。
與此同時，在這座教堂的另一個房間，其他傳教士正在打包一批精心挑選的中文典籍、地圖和技術圖紙。其中包括《農政全書》的部分章節、《武備誌》的火器圖解、以及一些地方誌和醫書。這些書籍將被運往澳門，再由商船轉運至歐洲，最終進入梵蒂岡的機密檔案室或某些貴族、學者的私人圖書館。
負責篩選的傳教士一邊登記，一邊對同伴說：“這些中國人在實用技藝和某些自然觀察上確實有獨到之處。雖然他們的理論體係與經院哲學和新興實驗科學不儘相同，但其中具體的方法、數據、圖形，或許對帝國的工匠、學者有所助益。記得，在目錄和摘要中，重點標注其‘實用性’，淡化其背後的中國哲學觀念。最好能將其原理，用我們熟悉的術語重新闡釋。”
知識，如同看不見的溪流，在權力、信仰、好奇與實用需求的多重驅動下，自發或被人為地引導著流向。有些思想，如白晉對《易經》的解讀，試圖在精神層麵搭建橋梁；而更多的技術細節，則在剝離其文化母體後，被納入另一個正在崛起文明的認知工具箱，準備在未來的某天，以新的名稱和麵貌，參與塑造世界。
白晉不會知道，他這封試圖溝通東西方智慧的信件，在未來的曆史書寫中，其重要性會被如何評估和安置。他更不會知道，幾個世紀後，這場始於好奇與交流的知識轉移，會引發一場關於文明源頭與話語權的全球性思想地震。
此刻，他吹熄蠟燭，滿懷期待地將信交給等待送出的仆役。窗外，是康熙年間北京城的夜空，星光與城市的燈火一同閃爍，仿佛無數未被言說的秘密與即將展開的漫長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