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推進線】
2033年夏，華夏首都，“文明複興研究院”數據中心。
巨大的環形屏幕上，數據流如銀河般無聲閃爍。這裡是“全球技術同源比較數據庫”一期工程的核心處理中樞。經過數月緊張籌備和有限度的國際協作，首批經過嚴格交叉驗證的“知識遷移疑似案例”已錄入超過三千條，涵蓋數學、天文、機械、農學、製圖、醫藥等十幾個門類。
陳思源站在控製台前，眼神專注中帶著疲憊。數據庫的建設遠比預想中艱難。除了技術挑戰，更嚴峻的是來自國際傳統學界的係統性阻擊。
“又收到七封撤回合作授權的郵件，”林薇走近，將平板電腦遞給他，眉頭微蹙，“都是之前表示過興趣的歐洲二線博物館和大學圖書館。理由很官方：‘內部資源重新評估’、‘合作政策調整’。但趙主任那邊傳來的情報顯示，他們幾乎在同一時間接到了來自某幾個老牌學術機構和基金會的‘關切’電話。”
陳思源掃了一眼名單，並不意外。自從數據庫建設計劃部分內容被有意泄露給媒體，並被歪曲為“中國主導的學術滲透與曆史改寫工程”後，國際輿論壓力便與日俱增。許多原本持觀望態度的機構和學者，在“****”和學術圈層壓力下選擇了退縮。
“柯林斯教授呢？他那邊有什麼新消息？”陳思源問。
“他剛剛發來加密簡報，”林薇調出另一份文件，“他所在的劍橋研究中心，內部已明確警告教職工，參與我方數據庫項目‘可能影響個人學術聲譽及未來基金申請’。他本人正在被係裡元老約談。不過，”她語氣微頓，“他在簡報末尾提到，他和勒克萊爾博士等人，正在以‘個人學術研究’名義，私下整理一批18世紀法國‘重農學派’與中國治理文獻關聯的史料，可能會通過非公開渠道提供給我們。他說，‘鏡子的另一麵，往往照出持鏡者不願承認的輪廓。’”
“鏡子的另一麵……”陳思源咀嚼著這句話，目光投向大屏幕上一條剛剛被高亮標出的數據鏈。那是關於“法國重農學派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Fran?oisQuesnay）及其著作《中華帝國的專製製度》”的關聯分析。
數據顯示，魁奈曾通過耶穌會傳教士的大量報告，深入研究中國的賦稅製度、常平倉體係、水利管理和重農政策。他將idealized（理想化）的中華帝國描繪成一個遵循“自然法則”（loinaturelle）的模範，用以批判法國舊製度的“不自然”和低效。他的“純產品”學說和重視農業的經濟思想，明顯帶有中國重農思想的烙印，甚至其“農民乃一國財富之本”的論斷，幾乎直接呼應了中文典籍中的“農為邦本”。
然而，在後來歐洲主流經濟思想史敘事中，魁奈的學說被更多地與古希臘羅馬思想遺產以及啟蒙運動自身的邏輯相聯係，其鮮明的“中國淵源”被有意無意地淡化了，成了思想史上一個略帶異國情調的腳注。
“這就是‘鏡鑒’，”陳思源指著這條數據鏈，對身邊的年輕研究員說，“他們曾經拿起我們的製度經驗作為鏡子，照見自身的弊病，並試圖以此繪製改革的藍圖。這本身是知識交流的積極案例。但問題在於，當這麵鏡子用完後，在後世的敘事裡，鏡子本身的光芒被遮蔽了，隻剩下照鏡者自我塑造的‘創新’形象。”
“更諷刺的是，”林薇接口道，調出了另一組文獻對比，“當魁奈等人在18世紀盛讚中國‘開明專製’和農業治理時，同時代及後來的不少西方思想家，卻在構建另一套關於東方‘停滯’、‘專製’、‘缺乏自由’的刻板印象。同一源頭的知識，被切割、篩選、詮釋，服務於不同時期西方自我認知和定位的需要。需要榜樣時，中國是鏡鑒；需要襯托自身‘進步’時，中國就成了對立麵。這種選擇性利用和敘事塑造，本身就是一種知識權力。”
控製室內一時寂靜。屏幕上，更多的數據關聯線被點亮，勾勒出一幅錯綜複雜的圖景：歐洲啟蒙運動對科舉製度的興趣與借鑒，對其“平等”色彩的讚揚，與後來對科舉“僵化”的批評並存；中國園林藝術對英法“自然風景式園林”的深刻影響，與西方藝術史話語中將這種風格歸功於“本土天才”和“古典複興”的敘述形成反差。
“傲慢，往往源於遺忘，或選擇性的記憶。”陳思源低聲道，“當我們開始係統梳理這些被遺忘或邊緣化的連接時，觸動的不僅是學術定論，更是一種深植於西方現代性敘事中的自我認知結構。他們可以接受零星的知識‘輸入’，但難以接受一個在漫長曆史中曾作為係統性知識輸出方、並深刻參與塑造其近代思想的文明圖景。因為這要求徹底重構‘西方中心’的故事線。”
就在這時，警報燈輕微閃爍。網絡安全主管的聲音從通訊器中傳來：“偵測到針對數據庫核心服務器的第11次高級持續性威脅（APT）攻擊，來源經過多層跳轉，初步分析工具特征與之前幾次類似，防禦係統已自動攔截。對方在嘗試植入偽造數據包和邏輯炸彈。”
陳思源和林薇對視一眼，神色凝重。學術之爭的桌麵下，刀光劍影從未停歇。有人不僅想從輿論上扼殺這個數據庫，更想從物理上摧毀或汙染它。
“加強防護，啟動備份鏈離線核查。”陳思源下令，隨即轉向林薇，“柯林斯教授他們私下整理的材料，接收時要格外小心，必須經過多重驗證。現在，每一份新證據，都可能既是鑰匙，也是陷阱。”
他再次抬頭，望向那浩瀚的數據星河。每一顆光點，都可能是一個被塵封的連接，一段被曲解的對話，一次被遺忘的鏡鑒。複原它們，不僅是為了華夏的“正名”，更是為了打破那麵將人類文明分割、並賦予一方永恒講述者特權的“傲慢之鏡”。
道路阻且長，但星光已開始彙聚。
【曆史閃回線】
公元1767年，法國巴黎，凡爾賽宮附近的一處宅邸。
弗朗斯瓦·魁奈，這位國王的禦醫、重農學派的創始人和靈魂人物，正坐在書房裡，就著燭光閱讀厚厚一疊來自東方的報告。他年事已高，但目光依舊銳利。這些報告由耶穌會傳教士李明（Louis&nte）、杜赫德（JeanBaptisteDuHalde）等人撰寫，詳細描述了中國（主要是清朝康熙、雍正時期）的政府組織、法律、經濟、農業和稅收製度。
魁奈時而點頭，時而提筆在旁邊的稿紙上記錄。他被報告中描述的某些製度深深吸引：全國統一的土地稅則（“攤丁入畝”的簡化理解）、龐大的糧食儲備係統（常平倉）、由國家主導的大型水利工程、以及對農業作為國家根基的極端重視。
“看啊，”他對坐在一旁、同樣專注於經濟研究的年輕弟子杜爾哥（AnneRobertJacquesTurt）說，“這個遙遠的帝國，其治理原則似乎比我們更貼近‘自然秩序’。皇帝被稱為‘天子’，意味著他的權力源自宇宙法則，而非神授或純粹的世襲暴力。他們的官僚通過考試選拔，理論上向所有有才能的人開放，這難道不是一種更‘自然’的精英流動方式？他們重視農業，將其視為財富的唯一真正來源，商人和工匠被置於次要地位……這與柯爾貝爾（Colbert）閣下過分強調貿易和製造業的政策多麼不同！”
杜爾哥接過一份報告，快速瀏覽著關於中國糧倉體係的描述：“老師，您認為這些描述完全真實嗎？傳教士們或許帶有美化傾向，為了證明他們在那個‘異教’帝國的工作有價值。”
“必然有理想化的成分，”魁奈承認，“但其中的基本原則值得我們深思。自然法則放之四海而皆準。中國人或許在實踐中未能完美執行這些原則，甚至他們的現行製度（指清朝）可能存在諸多弊端，但他們古老的治理智慧，尤其是關於農業和稅收的智慧，為我們思考法國的沉屙提供了絕佳的‘鏡鑒’。我們需要的是提取其合乎自然秩序的精髓，而非照搬具體條文。”
他鋪開紙張，開始構思他的重要著作《中華帝國的專製製度》。在書中，他將塑造一個高度理想化、幾乎符合其“自然秩序”哲學模型的中華帝國形象。這個“專製”在他筆下並非暴政，而是一種遵循自然法則、由開明君主和理性官僚實施的“合法專製”，是與歐洲“不合法”的貴族特權專製相對照的烏托邦式參照係。
他的目的，是以此抨擊法國舊製度的非理性、特權橫行和稅收不公，為他的重農主義改革主張提供來自“古老文明”的權威佐證。中國，成了他手中一麵批判現實、描繪未來的“理想之鏡”。
然而，魁奈不會料到，他對中國製度的這種選擇性借鑒和理想化重構，在後來歐洲思想史的流變中，命運多舛。隨著歐洲自身實力增長和“東方專製主義”負麵敘事的強化，他這麵“中國鏡鑒”逐漸被擱置、遺忘，或被納入“歐洲發現中國、然後又超越中國”的線性進步敘事中，成為其中一個短暫的“獵奇”或“誤讀”環節。其學說中的中國淵源被淡去，更多地被歸入歐洲啟蒙思想內部的脈絡。
鏡鑒的光輝，曾照亮一代改革者的思路，但持鏡者後世子孫，卻可能更願意相信那光明全然源於自身。
書房外，巴黎的夜色漸深。魁奈沉浸在他的思考和寫作中，一心隻想用這麵東方的鏡子，映照出法蘭西複興的道路。他無法預見，關於這麵鏡子本身的來源、光澤和映照出的複雜真相，將在幾個世紀後，引發另一場跨越大陸的、更為根本性的思想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