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推進線】
2034年初，法國巴黎，索邦大學一間古老的階梯教室。
能容納三百人的教室座無虛席，連走道和後排空地都擠滿了人。聽眾成分複雜：有本校師生，有來自歐洲各國的研究者，有媒體記者，也有不少明顯是來自華裔或亞裔背景的年輕麵孔。空氣中彌漫著一種混合了學術好奇、文化對峙與曆史焦灼的獨特張力。
今天，這裡將舉行一場特殊的講座。主講人並非索邦的教授，而是應“法蘭西人文科學高等研究院”一個非主流係科之邀前來的陳思源。講座的題目頗具挑戰性：《漢學的誕生與重構：知識、權力與文明鏡像》。
邀請方內部對此爭論激烈，支持者認為這是“真正的跨文明對話”，反對者則視之為“特洛伊木馬”。最終，在院長和部分開明學者的堅持下，講座得以舉行，但附加了嚴格條件：內容需提前報備，現場設有學術委員會成員列席，並且安排了超長的問答辯論環節。
陳思源站在講台上，神色平靜。他身後的大屏幕顯示著簡潔的標題和中法雙語提要。他沒有穿正裝，隻是一件深色襯衫，與台下許多學者考究的衣著形成微妙對比。
“女士們，先生們，”陳思源的開場白平實而直接，“‘漢學’（Sinologie），作為西方知識體係內一個專門研究華夏的學科，其確立通常被追溯至19世紀。我們今天不討論其具體學術成果——其中不乏嚴謹紮實的貢獻——而是試圖回到它的起點，審視塑造其最初範式的那雙‘看不見的手’：殖民擴張的時代精神、科學種族主義的理論工具，以及歐洲中心主義的曆史觀。”
他點擊控製器，屏幕出現一幅19世紀中葉的歐洲漫畫，描繪著一個身穿清朝官服、拖著長辮、神情呆滯愚昧的中國人形象，旁邊標注著“東亞病夫”之類的字樣。
“漢學誕生的年代，正是歐洲憑借工業革命和殖民武力，在全球建立起政治、經濟和文化支配地位的時代。”陳思源的聲音在寂靜的教室裡清晰可聞，“華夏，作為曾經被啟蒙思想家理想化的‘鏡鑒’，此時已在鴉片戰爭的炮火中淪為‘病夫’。這種權力關係的根本性逆轉，深刻影響了漢學研究的基本預設：華夏不再是一個可能蘊含普世智慧的文明對話者，而是一個需要被‘科學’解剖、被‘曆史規律’宣判為‘停滯’或‘衰落’的‘研究對象’。”
&nesLegge）、儒蓮（StanislasJulien）等人的著作選段，同時對比了他們所依據的、往往經過篩選甚至曲解的原始材料（如清廷提供的官方版本、或傳教士帶有特定傾向的譯介）。
“知識生產從未脫離權力語境。”陳思源指出，“早期漢學在翻譯典籍、梳理曆史時，不可避免地嵌入了當時盛行的進化論史觀和種族等級觀念。例如，將華夏文明的連續性解釋為‘缺乏革命性突破的僵化’；將明清易代簡化為‘野蠻征服文明’的單一敘事，卻有意無意忽略其內部複雜性和對文明成果的係統性破壞；在哲學闡釋上，傾向於用歐洲哲學範疇（如‘理性’、‘形而上學’）切割和套用中國思想，往往削足適履，忽視其獨特的宇宙觀和倫理實踐一體性。”
台下開始出現低聲議論，有讚同的點頭，也有不滿的皺眉。
陳思源切換畫麵，展示出數據庫中的一組對比案例：19世紀歐洲漢學著作中對華夏“專製”的描述，與同時期歐洲思想家對本國君主專製批判的文本，在邏輯和詞彙上的高度相似性。“他們用批判自身傳統的概念工具來定義華夏，於是華夏成了永恒的‘他者’，一個用來反襯歐洲‘自由’、‘進步’的靜態背景板。漢學，在某種程度上，成了鞏固西方現代性自我認同的‘他者製造機’。”
這時，一位坐在前排、白發蒼蒼的索邦資深漢學家舉手要求提問。主持人示意可以。
“陳博士，”老教授語氣嚴肅，帶著法蘭西學術傳統的矜持與質疑，“您的分析充滿後殖民理論的色彩，也揭示了一些曆史偏見。這值得我們反思。但您是否過於強調權力和意識形態的扭曲，而低估了漢學作為一種嚴肅語文學（Pologie）和實證研究所取得的客觀知識積累？畢竟，正是通過幾代漢學家的努力，華夏文明的典籍才得以被歐洲認知。您是否在解構的同時，也解構了跨文化理解本身的可能性？”
問題尖銳，直指核心。全場目光聚焦於陳思源。
陳思源微微頷首，表示尊重。“教授，您的問題非常關鍵。我絕非否定漢學家的辛勤工作和其中許多傑出的學術成就。事實上，我們‘文明複興研究院’的許多工作，正是建立在包括西方漢學家在內的前輩學者的成果基礎上，尤其是文獻整理和翻譯方麵。”
他話鋒一轉：“然而，承認具體學者的貢獻，不等於要全盤接受由特定時代語境所塑造的學科整體敘事框架和解碼體係。我說的‘重構’，恰恰是為了更‘客觀’的理解。當我們意識到濾鏡的存在，才能更努力地去擦拭它，看清被過濾掉的光譜。”
他展示了一組新的圖片，是“全球技術同源比較數據庫”的界麵截圖，以及基於此生成的知識遷移圖譜。“比如，傳統漢學可能專注於翻譯《天工開物》的文字，研究其在華夏科技史上的地位。但我們的‘重構’嘗試追問：這本書的知識，何時、通過何種渠道、以何種形式流入了歐洲？它對歐洲同時期或稍晚的技術文獻產生了何種具體影響？這種影響在後世的科技史敘事中是如何被表述或隱匿的？”
“又比如，”他繼續舉例，“關於‘夷夏之辨’的文本流變。傳統漢學或許會翻譯韓愈原文，並接受後世（尤其是元清時期）的注解。但我們的‘重構’要求進行精細的版本校勘和概念史梳理，揭示原文如何在權力乾預下被係統性篡改，以及這種篡改如何服務於特定政治合法性的構建，進而又如何被近代以來的某些勢力所利用。這不是否定語文學，而是將語文學與曆史語境、權力分析更深刻地結合。”
“真正的跨文化理解，”陳思源總結道，目光掃過全場，“不應建立在一種文明對另一種文明單方麵的‘解剖’、‘定義’和‘安置’之上。它應是一種平等的對視，一種對彼此曆史複雜性的共同探尋，一種對知識流動多向性的坦誠承認。‘重構’漢學，不是要摧毀它，而是要剝離其誕生之初所沾染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胎記，使其真正成為一種促進文明平等對話的橋梁，而非固化等級的知識權力工具。”
演講結束，掌聲並不算熱烈，但持續了很久。提問環節變成了激烈的辯論場。支持者認為陳思源戳破了學術象牙塔的幻象；反對者指責其“政治化學術”、“解構一切”的危險傾向；更多人在深思。
在這場講座通過網絡部分流傳出去的同時，趙海川的團隊監測到，針對陳思源個人及“文明複興研究院”的負麵輿情攻擊再度升級，並且開始出現對其“學術不端”、“利用研究煽動民族主義”的具體誣陷材料，傳播源頭隱蔽，但推送力度驚人。
另一邊，柯林斯教授和勒克萊爾博士等人，在巨大的壓力下，卻加快了他們私下整理資料的速度。陳思源在索邦的演講，像一把鑰匙，觸動了他們心中某些被封存已久的學術良知和對學科曆史的隱憂。
解構的鋒芒已然亮出，它不僅指向塵封的檔案，更指向在場每一個聽眾心中那麵或明或暗的文明認知之鏡。
【曆史閃回線】
清鹹豐十年（1860年）之後，英國倫敦，皇家亞洲學會某次聚會。
煙霧繚繞的房間裡，幾位剛從中國回來的外交官、商人、隨軍記者，以及兩位早期的“中國問題專家”正在交談。桌上散落著來自中國的瓷器、絲綢樣品，以及幾本線裝書。
“必須承認，”一位戴著單邊眼鏡、曾參與《天津條約》談判的外交官啜飲著白蘭地說，“這個民族有其獨特的韌性，他們的官僚體係雖然腐敗，但結構複雜得驚人。不過，總體上，他們缺乏我們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進取的精神和基督教道德約束。看看他們對那次衝突（指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反應，麻木、順從、缺乏民族國家的概念。”
一位商人接話：“他們的市場潛力巨大，但商業觀念原始，缺乏契約精神。我們需要用我們的法律和規則去規範與他們的貿易。他們的社會是靜態的，千年不變。”
那位被稱為“專家”的學者，麵前攤開著一本《論語》的早期英譯本，他推了推眼鏡，用一種權威的口吻說：“從他們的古典文獻看，這個文明在很早以前就達到了某種倫理和哲學的成熟，但隨後似乎就停滯了。孔子學說強調等級和服從，缺乏對個人自由和靈魂超越的關懷。這或許能解釋他們為何能忍受如此長久的專製統治，並在現代世界中顯得格格不入。”
他們的討論，建立在戰爭勝利帶來的絕對優越感之上，混合著片麵的觀察、粗淺的閱讀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見。華夏的形象，在這些決定著對華政策和塑造著公眾輿論的精英圈層中，迅速被簡化和定型：古老、停滯、專製、待開化。
這些言論和文章，將彙入正在形成的“漢學”和“東方學”話語體係，成為後世學者研究中國時難以擺脫的認知前設。中國文明被悄然放置在歐洲文明發展序列的“過去時”，成為驗證歐洲現代性“進步”與“優越”的活化石。
而此刻，在地球另一端，華夏大地正深陷戰火與屈辱，無數典籍被焚毀掠奪，文明記憶在斷裂與失血中艱難喘息。那些決定其文明將被如何“研究”和“定義”的話語權，已不在她自己手中。
這間倫敦煙霧彌漫的房間裡的閒談，與圓明園尚未散儘的煙火，以一種殘酷而諷刺的方式，共同構成了“漢學”誕生紀年上不可分割的注腳。一方在權力高位上隨意描摹，一方在廢墟灰燼中失語。
這段被權力嚴重扭曲的“對視”起點，其陰影將綿延一個多世紀，直到另一群人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力量對比下，拿起新的考據工具和理論透鏡，試圖重新擦拭這麵布滿塵埃與偏見的文明之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