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進入第三天，我開始調整策略。
我不再隻拍秦晝準備好的“日常”，而是嘗試捕捉更多即興的、未經設計的瞬間。比如他早上剛睡醒時迷茫的表情，比如他處理工作難題時緊皺的眉頭，比如他偶爾走神時空洞的眼神。
秦晝逐漸習慣了鏡頭的存在，甚至開始享受這種被關注的感覺。他會主動問我“今天想拍什麼”，會配合我調整位置和光線，會在拍攝間隙偷偷看回放，然後問我“這段能用嗎”。
但他始終守著一條底線：某些時刻，他會明確說“姐姐，這段彆拍”。
比如他接某些電話時——不是工作電話，是一些聽起來很私密的對話。他會走到我聽不到的地方，壓低聲音說話。
比如他進入那間儲藏室時——他每天會進去一次，大約十分鐘，出來時神色如常，但堅決不允許我跟拍。
再比如，每天下午三點，他會消失半小時。我問零七，零七說“秦先生在休息”。但我經過他臥室時，聽到裡麵有說話聲，不是打電話，更像在自言自語。
這些禁區像拚圖的缺失部分，讓我越來越好奇。
第四天上午，發生了一個意外。
我在書房拍秦晝工作的鏡頭。他坐在書桌前，對著三塊顯示屏處理數據，神情專注。陽光從側麵打過來，在他臉上投下好看的陰影。
我拍了大約二十分鐘，攝影機忽然提示電量低。我轉身去拿備用電池，不小心碰倒了書架旁的一個擺件——是個水晶地球儀，秦晝很多年前送的生日禮物。
地球儀掉在地上，摔碎了。
清脆的碎裂聲在安靜的書房裡格外刺耳。
秦晝猛地抬頭。看到地上的碎片時，他的表情瞬間變了。
不是憤怒，不是責備，是一種……近乎恐慌的空白。
他站起來，動作太快帶倒了椅子。幾步衝到我麵前，但不是看地球儀，而是抓住我的手臂上下檢查：
“姐姐有沒有受傷？手有沒有被劃到？”
他的力道很大，捏得我生疼。
“我沒事。”我說，“對不起，我……”
“沒事就好。”他打斷我，聲音還在抖，“東西不重要，姐姐沒事就好。”
但他鬆開我後，蹲下來看著那些碎片，眼神很空。他伸手想撿，我攔住他：“小心割手，讓機器人來收拾。”
秦晝沒說話，隻是盯著那些碎片。良久，他輕聲說：“這個地球儀……姐姐十八歲生日時，我攢了三個月零花錢買的。”
我想起來了。那年他十五歲，剛上高中。我生日時，他送了個水晶地球儀，說“希望姐姐能去世界上所有地方”。
當時我很感動，但後來那個地球儀一直放在書架角落，漸漸被我遺忘。
沒想到秦晝還記得。記得這麼清楚。
“對不起。”我真心實意地道歉。
秦晝搖頭，站起來，臉色已經恢複平靜：“沒事的。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我讓人再買一個。”
他按了呼叫鈴，零七很快進來收拾。秦晝沒再看那些碎片，回到書桌前繼續工作。
但我注意到，接下來的半小時，他頻繁走神。鼠標在一個文件上停留很久，卻沒有點擊。眼睛看著屏幕，眼神卻是散的。
我悄悄把攝影機對準他，錄下了這些瞬間。
中午吃飯時，秦晝很沉默。直到我主動提起上午的事。
“那個地球儀，你當時怎麼想到要送那個？”
秦晝愣了一下，然後笑了，笑容有點苦：“因為那時候……姐姐說想去環遊世界。你說想當紀錄片導演，走遍全球，拍所有值得記錄的故事。”
他頓了頓：“我買地球儀，是想告訴姐姐：無論你去哪裡，我都會在地球上某個地方，想著你。”
“可後來我還是走了。”我說，“去紐約，一去十年。”
秦晝低頭撥弄碗裡的米飯：“嗯。所以那個地球儀……其實沒什麼意義。姐姐想去哪裡，還是會去。我留不住。”
他說這話時語氣平靜，但握著筷子的手很緊。
那天下午，秦晝又消失了半小時。我趁著網絡權限開啟的時間，查了些資料——關於偏執型人格障礙，關於童年創傷的長期影響，關於“過度保護”的心理機製。
越查，心情越沉重。
晚上，秦晝說要給我看個東西。他帶我上到三樓，打開一間我之前沒進過的房間。
門打開時，我愣住了。
這間房很大，約五十平米。三麵牆都是顯示屏，每麵牆又分割成幾十個小屏幕。屏幕上是這棟房子的各個角落：客廳、餐廳、走廊、花園、書房……甚至我臥室的門前——但如秦晝承諾的，臥室和浴室內部沒有監控。
隻有我的剪輯室，也不在監控範圍內。
“這是……”我喉嚨發乾。
“安保監控中心。”秦晝語氣自然，“整棟房子的公共區域都在這裡顯示。24小時有人值守——當然是機器人。”
他走到控製台前，敲了幾個鍵。一塊大屏幕亮起，顯示著當前時間，和所有攝像頭的狀態。
“姐姐不用擔心隱私。”秦晝說，“你的私人空間我都屏蔽了。這些隻是為了保證安全。”
“你每天在這裡看這些？”我問。
“偶爾。”秦晝說，“主要是零七負責。我隻有擔心姐姐的時候，才會來看一眼。”
他切換到一個畫麵，是玻璃花園下午時分的錄像。畫麵裡，我正蹲在地上拍一株植物，神情專注。
“比如今天下午，姐姐在花園裡待了兩小時。我有點擔心，就來看了一眼。”秦晝微笑，“看到姐姐很投入，就放心了。”
他說得那麼理所當然，像在說“今天天氣不錯”。
我看著滿牆的屏幕，感到一陣寒意。
這就是秦晝的世界：一切儘在掌控，一切都在視線之內。他用這些攝像頭，構建了一個絕對安全的領域。而我，是這個領域的核心，也是被監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