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時，秦晝格外殷勤。
他不斷給我夾菜，講些輕鬆的話題，絕口不提儲藏室和數據庫。仿佛那場衝突從未發生，我們隻是普通地吃了一頓晚飯。
但我能感覺到，他在觀察我的反應。每當我表情稍有變化，他就會停頓，眼神裡閃過一絲緊張。
他在怕。怕我反悔，怕我要求他真地刪掉那些數據。
吃完飯，我主動提出：“我想看看數據庫的其他部分。”
秦晝的眼睛亮了一瞬，但很快克製住：“姐姐想看什麼？”
“全部。”我說，“既然要記錄，我想知道你到底記錄了什麼。”
他猶豫了一下：“有些內容……姐姐可能會不舒服。”
“比如？”
“比如……”他移開視線，“姐姐生病時的記錄，情緒低落時的記錄，還有……一些比較私密的時刻。”
“有多私密？”
秦晝的耳朵紅了：“比如姐姐大學時談戀愛，和男友約會的一些……公開場合的照片。我隻是從社交媒體上保存的，沒有跟蹤。”
他說“沒有跟蹤”，但我不信。
“打開看看。”我說。
秦晝帶我去書房，打開他的私人電腦——不是給我用的那台。輸入一串複雜的密碼後，進入了“晚意數據庫”的主界麵。
界麵設計得很專業，像檔案館的管理係統。左側是樹狀分類目錄，右側是預覽區。
分類包括：影像資料、文字記錄、實物掃描、音頻文件、生物數據……
“生物數據？”我皺眉。
“比如姐姐的體檢報告、血型、過敏原這些。”秦晝解釋，“林姨以前給我的，說萬一姐姐生病，醫生需要知道。”
合理，但還是不舒服。
我點開“影像資料”，子分類按年份排列。隨機點開2016年——我大四那年。
裡麵有幾個相冊：“畢業典禮”“紀錄片首映”“旅行雲南”“日常生活”。
我點開“日常生活”。
第一張照片，是我在圖書館打瞌睡，頭靠在書上。角度隱蔽，顯然不是擺拍。
第二張，是我在食堂吃飯，餐盤裡有青椒——我不吃青椒，但那張照片裡，我在挑青椒。
第三張，是我下雨天沒帶傘，用書包頂在頭上跑過操場。
“這些照片，”我問，“誰拍的？”
秦晝沉默了幾秒，然後說：“我雇了人。”
“雇人偷拍我？”
“不是偷拍！”他急忙解釋，“是記錄！而且我隻要求拍公開場合，不涉及隱私！姐姐，我隻是想……想看你過得怎麼樣。”
他說得理直氣壯，仿佛雇人跟蹤是件很正常的事。
我繼續翻。
2017年，我開始拍第一部正式紀錄片。文件夾裡有大量拍攝現場的偷拍照片：我在山區采訪老人，我在街頭發問卷，我在剪輯室熬夜……
甚至有我累極睡在剪輯台上的照片。
“這張，”我指著那張睡著的照片，“也是你雇人拍的？”
秦晝點頭，聲音低下去：“姐姐那時候太拚了，每天隻睡四小時。我很擔心，但又不敢打擾你。隻能通過照片，確認姐姐還……活著。”
他說“活著”時，聲音在抖。
我關掉2017年的文件夾，點開2018年——我在紐約的第一年。
照片風格變了。不再是偷拍，而是街景、建築、甚至天氣記錄。
“這些……”
“姐姐公寓附近的街景。”秦晝輕聲說，“我讓在紐約分公司的人，每天上班路過時拍一張。我想知道姐姐每天看到的天空是什麼顏色，街道是什麼樣子。”
他頓了頓：“還有姐姐窗台上的多肉植物。我讓他們用長焦鏡頭拍，看它長得怎麼樣。有段時間它快死了，我急得想飛去紐約救它。”
我愣住了。
那盆多肉我確實養死過。在紐約的第一個冬天，暖氣太足，我忘了澆水，等發現時已經乾枯了。我難過了一陣，然後買了盆新的。
我不知道，在千裡之外，有人每天看著它，為它的生死焦慮。
“你怎麼知道它快死了？”我問。
“葉片開始發皺，顏色變暗。”秦晝說得很專業，“我查了資料，應該是缺水。我讓助理去敲門，假裝是物業檢查，提醒你澆水。但你沒在家，助理就留了張字條。”
我想起來了。那年冬天確實有張匿名字條塞在門縫，寫著“植物該澆水了”。我以為是鄰居好心，沒多想。
原來是他。
“後來它還是死了。”我說。
“嗯。”秦晝點頭，“我看到空花盆時，難過了好幾天。好像……好像姐姐的一部分死掉了。”
他說得那麼認真，我不知該生氣還是該感動。
我繼續往下翻。
2019年，數據庫裡開始出現我的作品分析。秦晝不僅收集了我的紀錄片，還寫了詳細的觀後感，分析了我的拍攝風格、主題偏好、甚至鏡頭語言。
2020年，他開發了一個預測模型，試圖根據我過往的作品，預測我下一部會拍什麼。準確率……居然挺高。
2021年，數據庫加入情緒分析功能。他通過我公開的照片和文字（社交媒體、采訪等），用AI分析我的情緒狀態。圖表顯示，那一年我有37%的時間處於“壓力較大”狀態。
“這個準嗎？”我問。
“不準。”秦晝老實說，“公開表現和真實情緒差距很大。所以後來我停了這項。”
2022年，我媽去世。數據庫裡那段時間的記錄很少，隻有一些公開的訃告和葬禮照片。但備注裡，秦晝寫了很多：
“姐姐今天哭了三次。我要儘快完成並購，回去陪她。”
“姐姐瘦了。讓助理訂了營養品，但她沒收。”
“姐姐決定回上海。終於。”
最後一條備注的時間，是我回國前一周：
“準備迎接姐姐回家。一切都必須完美。”
看到這裡，我關掉了數據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