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對老孫進行了詳細詢問和背景調查。老孫，五十八歲，老實本分，在學校工作多年，人緣不錯。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兒子孫偉，是育才中學十年前畢業的學生，當年曾因與同學打架、成績差等問題多次被批評，最終高考落榜，現在外地打工。老孫曾為了兒子的事多次求老師“高抬貴手”，但似乎效果不大。難道凶手是因為這件事，將老孫視為“失格”教育的“幫凶”或“犧牲品家屬”？
“肅正者”的篩選標準似乎並不完全基於公眾認知的“師風師德”，而是摻雜了他個人扭曲的、對教育體係“不公”或“失職”的認定。他的“審判”範圍可能涵蓋了教師、行政、甚至後勤人員，隻要他認為對方與“錯誤的教育”有關。
林海感到凶手的邏輯正在變得更加危險和不可預測。他召集專案組重新分析：“凶手對育才中學內部環境非常熟悉，能夠避開大部分監控（雖然有些盲區），選擇投放恐嚇信和發動襲擊的時機精準。他可能有校內身份掩護，或者曾經是校內人員，甚至可能是……學生家長，而且是對學校積怨極深的那種。重點排查近十年來，與育才中學有過嚴重糾紛、尤其是涉及子女教育問題處理不當投訴的家長！特彆是那些性格偏執、言辭激烈、對‘公平’、‘標準’有極端訴求的！”
調查方向調整。警方開始梳理育才中學近十年的家長投訴記錄、校園事件處理檔案。名單很長，但結合凶手可能具備的化學或麻醉知識（迷暈老孫）、一定的體力（搬運鄭國強）、以及精心策劃能力，範圍在慢慢縮小。
就在排查進行中，林海接到了周晴有些擔憂的電話。林澈最近幾天從學校回來，情緒又有些低落。問他，他隻是說學校裡“大家都很緊張”，老師反複強調紀律和安全，下課也不讓亂跑。但周晴覺得，兒子好像還感覺到了彆的什麼。
晚上回家，林海特意找林澈聊天。林澈擺弄著他的鉛筆，忽然說：“爸爸，我們學校的牆上，貼了好多‘文明之星’、‘學習標兵’的照片。”
“嗯，那是表揚好學生。”林海說。
“可是，”林澈抬起頭，眼睛裡有一絲困惑，“那些照片裡的哥哥姐姐，笑的樣子都差不多。我們班的小胖畫畫特彆好，但老師說他成績不夠，不能貼照片。小胖有點難過。”
林海心中一動。林澈感知到的，或許是一種普遍存在於學校評價體係中的、單一化的“標準”壓力。這種壓力，會不會是“肅正者”極端情緒的根源之一？
“小澈，你覺得，什麼樣才是‘好’學生？”林海問。
林澈想了想，慢慢地說：“認真聽課，寫作業，是好的。但小胖畫畫好，也是好的。小玲跑步快，也是好的。可是……好像隻有第一種‘好’，才能貼照片。”
孩子的直覺，再次觸及了核心。凶手所憤懣的，可能正是這種僵化的、唯分數論的、忽略個體差異的“標準答案”式教育評價體係。他將自己對這種體係的憎惡，扭曲成了對具體個體的“審判”和“清洗”。
幾天後，一條關鍵線索浮現。偵查員在翻閱一份八年前的舊檔案時，發現了一起當時鬨得不大但處理過程有些爭議的事件：一個名叫吳俊的男生，當時高三，因多次“不遵守課堂紀律”、“頂撞老師”、“成績起伏大”，被班主任（正是第一位死者鄭國強）多次嚴厲批評，並在一次模擬考後被當眾嘲諷“爛泥扶不上牆”。吳俊情緒激動，與鄭國強發生言語衝突，事後被年級通報批評，並差點被取消高考報名資格（後經家長多方溝通才保住）。吳俊當年高考發揮失常，隻上了一所很普通的大專，據說此事對他打擊很大。其父吳建國，當時是一名工廠技術員，性格內向固執，曾多次到學校理論，認為學校處理不公，扼殺了兒子前途，言辭激烈，給當時接待的行政人員（包括第二位被警告的後勤老孫，當時他曾幫忙勸解）留下深刻印象。
吳俊畢業後與家裡聯係漸少，現狀不明。吳建國則在兒子高考後第二年，因工廠改製下崗，後來似乎做過一些零工，生活不太如意。有鄰居反映，吳建國近年來變得更加孤僻，常常自言自語，對“現在的教育”和“不負責任的老師”怨言頗多。
吳建國，五十五歲，下崗技術員，懂一些機械和化學常識（原工廠涉及），性格偏執，對育才中學、尤其是鄭國強和老孫有舊怨，對教育體係極度不滿……這些特征與“肅正者”的側寫高度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