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立即對吳建國展開秘密調查。發現他目前獨居在城北一片待拆遷的舊樓裡，深居簡出。監控顯示，在鄭國強失蹤前後以及老孫被襲當天，吳建國都有長時間離家、行蹤不明的時段。更重要的是，技術部門通過比對，發現吳建國住處附近一家打印店的電腦裡，有與恐嚇信相同字庫和排版習慣的文檔殘留記錄，雖然文檔已被刪除，但通過技術手段部分恢複，內容片段與恐嚇信高度相似。
抓捕時機成熟。警方在吳建國住處附近布控，趁其外出購買食物時將其控製。
吳建國沒有反抗。被帶回局裡時，他臉上帶著一種近乎解脫的平靜，以及深植於皺紋裡的、經年累月的怨毒。
在他的住處，警方搜出了尚未使用的麻醉氣體原料、製作簡易噴射裝置的工具、幾套不同尺寸的舊中山裝、以及大量從網絡和舊報紙上收集的、關於教育負麵新聞的剪報。在一個上鎖的鐵盒裡，還有一份手寫的“名單”，上麵列著七八個名字，除了鄭國強和老孫，還有育才中學現任的校長、幾位當年處理過吳俊事件的行政人員和老師。每個名字後麵，都標注著簡短的“罪狀”和計劃中的“懲戒方式”。
審訊室裡，吳建國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他的動機源於八年前兒子吳俊所遭遇的“不公”。他將兒子後來的“失敗”完全歸咎於鄭國強的“刻薄侮辱”和學校行政的“官僚處理”。下崗後的人生失意，更強化了他這種偏執的歸因。他逐漸形成了一套扭曲的邏輯：正是這些“不配為師”、“失格”的教育工作者，用僵化的標準和冷酷的態度，毀掉了一個個像他兒子那樣的“非標準”孩子，他們是教育體係“藏汙納垢”的根源，是社會“道德滑坡”的推手。
他自命為“肅正者”，要通過“審判”和“清洗”，來為兒子“討回公道”，並警示世人。他選擇鄭國強作為第一個目標，不僅因為舊怨，還因為鄭國強嚴厲古板的形象在他心中是“僵化教育”的象征。他精心策劃了那場“溺水審判”，讓鄭國強在象征著“洗刷”的河水中，穿著他心目中“傳統教師”該有的服飾，以“端正”的姿態接受“裁決”。迷暈老孫，則是對當年“幫凶”的警告，也是展示自己有能力在校園內行動。
他沉浸在自己構建的“正義使者”角色中，計劃逐一清除名單上的人。直到警方找上門。
“他們毀了我兒子，毀了無數個孩子！他們才是罪人！”吳建國在審訊最後，情緒激動地喊道，眼中卻沒有淚水，隻有燃燒殆儘的瘋狂和空洞。
案子破了。吳建國被逮捕，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嚴懲。育才中學暫時解除了警報，但校園內彌漫的那種緊張和壓抑，並未立刻散去。鄭國強的死亡方式，吳建國的偏執控訴，像兩塊沉重的石頭，投入教育這片本就不平靜的湖水，激起更深層的思考和爭議。
林海在結案報告裡寫道：“……此案凶手的罪行令人發指，其扭曲的邏輯不能為任何暴力開脫。但案件也折射出當前教育生態中存在的某些深層焦慮：單一評價標準帶來的壓力、師生溝通的隔閡、家校矛盾的激化，以及個體在係統性問題麵前的無力感與極端化傾向。如何構建更包容、更關注個體成長的教育環境，如何疏導積壓的社會情緒，預防下一個‘吳建國’的出現，是比抓捕罪犯更漫長而艱巨的課題。”
晚上，林海疲憊地回到家。林澈正在台燈下畫畫。這次他畫的不再是淩亂的線條，而是一棵大樹。樹上結著各種各樣的果子，圓的、方的、紅的、黃的、大的、小的。樹下有許多小人，有的在摘圓果子，有的在撿方果子，有的隻是仰頭看著。
“爸爸，你看，”林澈把畫舉起來，“大樹結了不一樣的果子。它們都是大樹的果子，對嗎？”
林海看著畫，心中那根緊繃的弦似乎鬆了一些。他抱起兒子：“對，都是大樹的果子。不一樣，才好。”
窗外，城市的燈火在秋夜裡靜靜流淌。每一扇亮燈的窗戶後麵，或許都有一個正在努力符合某種“標準”的孩子，也或許都有一個擔心孩子偏離“軌道”的家長。標準與個性，規則與包容，審判與理解……這些永恒的命題，在校園的圍牆內外反複上演。而真正的“肅正”，或許不在於消滅異見，而在於學會在秩序的框架內，珍視每一個獨一無二的、可能並不符合“標準答案”的靈魂。
林海知道，作為刑警，他的職責是製止罪行，懲戒凶手。但作為父親，他更希望兒子林澈，以及所有孩子，能在一個不必擔心因“不同”而被“審判”的世界裡，自由生長，結出屬於自己的、或許不那麼標準卻獨一無二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