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個案件“標準答案”的塵埃並未完全落定。吳建國扭曲的“肅正”邏輯在媒體有限的報道和坊間口耳相傳中，激起了遠比案件本身更複雜的漣漪。教育係統內部開展了一輪師德師風自查與心理疏導，但空氣中仿佛仍懸浮著微妙的緊張感。家長們對學校的信任變得更加審慎，教師們則在嚴格管理與心理壓力之間尋找著更艱難的平衡。林海偶爾路過學校，看到那些貼著標準笑臉照片的榮譽牆，總會感到一絲不易察覺的寒意。
林澈似乎慢慢從之前的陰影中走了出來，重新開始畫一些色彩明快、充滿想象力的畫。但林海和周晴都察覺到，兒子比以往更加沉默，有時會長時間地看著家裡的金魚缸，或者蹲在小區花園裡觀察螞蟻，眼神專注得不像個孩子。
“他是不是‘看’到什麼我們看不見的東西了？”夜裡，周晴憂心忡忡地問林海。
林海歎了口氣，攬住妻子的肩膀：“可能吧。那些案子……留下的‘痕跡’太重了。我們隻能多陪陪他，讓他知道家是安全的。”
林澈的特殊感知像一扇不穩定的窗，既能窺見黑暗的角落，也可能被過於強烈的情緒回響所灼傷。林海隻希望日常的平靜能慢慢撫平那些無形的褶皺。
然而，平靜似乎總是這個城市最奢侈的消耗品。
十一月，寒意初顯。城東一個名叫“翠微苑”的中檔住宅小區，開始流傳起一件令人不安又有些蹊蹺的事情。起初隻是零星的非正式投訴，到物業那裡，也大多被當作個彆現象或意外處理。
死的是寵物。
不是自然死亡，也並非簡單的走失或車禍。死狀奇怪，地點也透著刻意。
第一家是住在12號樓三單元的王阿姨。她養了八年的白色博美犬“球球”，一天清晨被發現死在一樓自家小院門口。不是被毒死的，身上也沒有明顯外傷。小小的身體蜷縮著，眼睛睜得很大，像是看到了極其恐怖的東西。更奇怪的是，球球的脖子上，係了一條嶄新的、鮮紅色的細繩，繩結打得非常工整，像一個精致的蝴蝶結，與小狗僵硬的屍體形成詭異的反差。王阿姨哭得昏天黑地，堅持說球球從來很乖，不會亂跑，更不可能自己係上這樣的繩子。
物業調了監控，但王阿姨家小院門口恰好是監控死角，隻看到球球前一晚還好好的在院裡溜達。保安加強了夜間巡邏，安慰王阿姨可能是哪個孩子的惡作劇。
但僅僅三天後，15號樓獨居的退休教師張老師，發現自己養在陽台籠子裡的兩隻虎皮鸚鵡死了。籠門關得好好的，食水充足。兩隻小鳥依偎在一起，同樣睜著眼，羽毛並無淩亂。籠子底部，撒了一層薄薄的、晶瑩的白色細沙——不是鳥沙，更像是某種裝飾用的石英砂。張老師又驚又怒，她的陽台在五樓，沒有攀爬痕跡，窗戶也關著。
接著是7號樓一個小朋友養在透明塑料箱裡的蠶寶寶。一夜之間，幾十條白白胖胖的蠶全部僵直，箱子裡被放了幾片翠綠欲滴、但明顯不是桑葉的植物葉子，葉子被擺放成一個整齊的圓圈。
然後是19號樓地下車庫一隻常被住戶投喂的流浪貓“大橘”，死在它經常棲身的紙箱裡，身邊擺了幾條完整的、風乾的小魚乾，排列得像貢品。貓屍同樣沒有外傷，眼睛圓睜。
事情開始在小區的業主群裡發酵。恐懼和憤怒取代了最初的訝異。這不再是惡作劇可以解釋的了。有人提到了“虐畜變態”，有人懷疑是某種邪門的“儀式”，更有人擔心，對動物下手的人，心理扭曲到一定程度，會不會把目標轉向人，尤其是孩子？
物業壓力巨大，再次報警。但由於每次事件涉及的“財產”價值不高（寵物在法律上一般視為財產），且沒有直接人員傷亡，起初並未引起刑警隊的重視，由轄區派出所和治安支隊跟進。他們進行了例行走訪，擴大了監控查看範圍，但作案者似乎極其熟悉小區環境，總能避開有效的監控點位，手法乾淨，不留指紋等痕跡。除了那些刻意留下的“標記”——紅繩、白砂、綠葉、魚乾——之外，幾乎沒有線索。那些物品也都是常見且難以追查來源的東西。
派出所的民警也很頭疼，隻能建議物業進一步加強安保，提醒住戶看管好寵物，安裝私人監控。但小區裡的恐慌情緒仍在蔓延。傍晚遛狗的人少了，孩子們被叮囑不要單獨在樓下玩，鄰裡之間互相打量也帶上了更多猜疑。
林海是從同事閒聊中聽到“翠微苑寵物怪事”的，當時並未特彆上心。直到周末，他帶林澈去市郊新開的濕地公園散心，想讓孩子遠離城市裡那些案件帶來的壓抑感。
公園裡有一小片觀鳥區，林澈很感興趣，拿著兒童望遠鏡看得入神。林海坐在旁邊的長椅上，享受著難得的陽光。突然，林澈放下望遠鏡，指著不遠處一片蘆葦蕩的邊緣，小聲說：“爸爸，那裡……有東西不高興。”
林海順著望去，隻看到隨風搖曳的蘆葦和粼粼水波。“什麼不高興？小鳥嗎？”
林澈搖搖頭，眉頭微微皺著：“不是小鳥……是水……好像有很冷的東西掉進去過，還沒散開。”他用的是孩子氣的比喻，但林海立刻警覺起來。兒子對情緒和“痕跡”的感知，往往指向不尋常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