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警方全力排查張彪的社會關係時，僅僅五天後，第二起案件發生了。
這次是在城南一個即將被拆除的舊式筒子樓天台。死者是一名五十二歲的女性，王桂芳，曾是一家國營商店的售貨員，已退休多年。她被發現時，坐在天台邊緣一個破舊的、被固定住的木質審判椅上（類似舊時教室的椅子），雙手被反綁在椅背，脖子上同樣有致命的勒痕。
她身上穿著一件不合身的、漿洗得發硬的白襯衫和藏藍色裙子，像是某種過去的製服。腳下放著一雙老舊的黑色女式皮鞋。在她麵前的地麵上，同樣用白色粉筆畫著一個天平圖案。這一次，代表人的那一端，依舊高高翹起。
現場同樣被清理過，幾乎沒有留下線索。捆綁的繩索是常見的尼龍繩，椅子和衣物都是舊物，來源難以追溯。粉筆是同類型。
王桂芳的背景調查顯示，她早年喪偶，獨自撫養兒子長大，兒子如今在外地工作。鄰裡反映，她性格強勢，愛占小便宜，喜歡搬弄是非，人緣不太好，但似乎沒有不共戴天的仇人。她退休前，曾因為與同事爭奪“先進個人”稱號鬨得沸沸揚揚，據說用了些不光彩的手段。
“又是帶有‘審判’意味的現場。死者都有道德或行為上的瑕疵，但罪不至死。”林海眉頭緊鎖，“凶手在選擇特定類型的‘罪人’？張彪是暴力、債務問題；王桂芳是人際關係上的不道德。他們在凶手眼中，都是需要被‘審判’的？”
連環殺手！而且是有特定儀式和“標準”的連環殺手！
警方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兩起案件，手法一致（勒斃、特定舊服裝、粉筆天平），間隔時間短，凶手正在持續作案。必須儘快找出凶手的篩選標準和下一個可能目標。
並案偵查，成立專案組。林海試圖給凶手做心理側寫：可能有一定年紀，對過去（工裝、舊製服）有執念，注重“儀式感”，自認為是“正義的執行者”或“秩序的維護者”。可能有相關法律、紀律檢查或宗教背景，或者單純是心理偏執。對城市裡的廢棄、邊緣地帶（廢棄倉庫、待拆舊樓）非常熟悉。
調查方向集中在：能同時接觸到張彪和王桂芳生活圈的人；有渠道獲取舊式工裝、製服、老舊刑具或類似物品的人；心理可能因自身經曆而扭曲，對“道德瑕疵”極端敏感的人。
然而，範圍太大，線索太少。
林海帶著巨大的疲憊和焦慮回到家。連環殺手像一片沉重的陰雲壓在心頭，尤其是凶手那種冷靜的、帶有“教化”意味的殘忍，讓人不寒而栗。
飯桌上，林國棟看了新聞簡報，歎氣：“專挑有毛病的人下手，這是把自己當判官了？”
周晴憂心忡忡：“這種人最可怕，他覺得自己在做好事。”
林澈安靜地吃飯，忽然抬起頭：“爸爸，那個粉筆畫的天平，壞人的那邊翹起來了，是說壞人比較‘輕’嗎？”
林海愣了一下：“嗯？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翹起來的那邊，是放東西輕的一邊呀。”林澈比劃著，“如果壞人那邊輕，是不是說，在畫天平的人心裡，壞人其實……沒那麼重？或者，他用的‘砝碼’特彆重？”
孩子無意中的話，像一道微光刺破迷霧。林海一直默認天平圖案是“善惡衡量”，壞人一端翹起代表“罪孽深重”。但林澈從物理平衡的角度提醒了他：翹起的一端是輕的一端。
如果死者（壞人）是輕的一端，那麼另一端那個塗黑的“砝碼”代表什麼？是什麼如此之“重”，以至於讓代表“罪孽”的一端顯得“輕”了？是凶手的審判標準？還是某種更抽象的東西，比如‘正義’、‘懲罰’本身？
又或者，圖案的意思不是“此人罪孽深重”，而是“在我的審判麵前，你的罪孽顯得微不足道，但我依然要執行懲罰”？這更符合凶手那種居高臨下的“審判者”心態。
“小澈，你覺得畫天平的人，是想說什麼？”林海問。
林澈想了想：“像是在玩一個‘法官遊戲’。法官說：‘你有錯，但我的規矩更大。’然後，‘啪！’”他做了一個往下按的手勢。
“規矩更大……”林海咀嚼著這個詞。凶手有自己的“規矩”，一套嚴苛的道德準則，死者的過錯在這套準則下被判定有罪。
“還有，”林澈補充，“那個叔叔被鎖著，阿姨被綁在椅子上……像不像幼兒園小朋友不聽話，被罰‘靜坐反思’？不過他們是壞人，所以罰得更重。”
“靜坐反思”……將謀殺包裝成一種極端的“懲罰”或“矯正”。凶手可能經曆過某種“不公”或“秩序失衡”，從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矯正體係。
林澈的視角，讓林海對凶手的心理畫像更清晰了一些：一個可能曾生活在嚴格規則下（軍隊、監獄、極端宗教環境、或有嚴厲家長），或親身遭受過“小惡”累積傷害的人，對“失序”和“不道德”容忍度極低，並自行擔任起了“矯正者”的角色。
他感謝地摸了摸兒子的頭，思路清晰了不少。但如何找到這個“矯正者”，仍是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