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發後第二天，林海在家查看現場照片。那套華麗而詭異的戲服，尤其是那雙刺目的紅繡鞋，讓他印象深刻。
林澈湊過來看，小臉上沒有害怕，隻有好奇。
“爸爸，這個姐姐的衣服好漂亮，像畫裡的人。”他指著照片。
“嗯，是戲服。”
“可是，她的臉為什麼是假的（指石膏假麵）？”林澈問，“戴麵具不是玩遊戲嗎？為什麼要把真的臉藏起來？”
“可能是凶手不想讓人立刻認出她，或者……想讓她‘變成’另一個人。”
林澈似懂非懂，注意力很快被那雙紅繡鞋吸引：“這雙紅鞋子好小，好亮。它是不是很老了？像太奶奶的箱子底下的東西。”
“是的，是老物件。”
“老東西會不會……認得原來的主人？”林澈忽然問了個奇怪的問題，“那個傳說中的花旦阿姨，如果她的鞋子穿在了彆人腳上，她會不會……生氣？”
孩童的思維有時會觸及一些成人理性思維之外、卻直指人心的東西。林澈不是在說真的鬼魂，而是在表達一種情感歸屬的錯位感。凶手刻意讓受害者穿上傳說中死者的紅鞋，是否意在製造一種“褻瀆”或“取代”的象征？懲罰“闖入者”？或者，進行一種扭曲的“身份替代”儀式？
“小澈，如果你有一件很寶貝、隻屬於你的玩具，被彆人拿去玩了，你會怎麼樣？”
“我會難過，要回來。”林澈說，“如果要不回來……我可能會很生氣，不想再玩那個玩具了，甚至……想把玩具弄壞，讓彆人也玩不了。”他表達了一種孩子氣的、極端的“獨占”和“破壞”心理。
如果凶手對“紅鞋花旦”的傳說有某種偏執的認同或代入，認為戲院、戲服、乃至那雙紅鞋是“專屬”於那個傳說花旦的，那麼現代人（蘇曉雯）的“闖入”和“使用”（即使是凶手強迫的），在凶手看來可能就是不可饒恕的“褻瀆”，需要用死亡來“淨化”和“還原”。
“還有這個聲音，”林澈指著揚聲器的照片，“爸爸你說它會放唱歌的聲音。那個姐姐聽到聲音，是不是以為真的有花旦阿姨在？她去看，結果看到了假臉和紅鞋子……會不會嚇得不會動了？”他模仿了一個嚇呆的表情。
“嚇得不會動”——這可能是凶手利用“鬨鬼”氛圍想要達到的效果之一：極大削弱受害者的反抗意誌和能力，使其更容易被製服。
林澈的提問和聯想，幫助林海從“製造恐怖”和“情感象征”兩個角度深化了對凶手動機和手法的理解。凶手可能是一個對戲院曆史、尤其是“紅鞋花旦”傳說有著病態執著的人，可能是戲院的老員工、老戲迷、相關研究者，或者……傳說的知情者甚至相關者。
警方調整方向：詳細調查戲院所有現任及過往員工、常客、戲曲研究者；追尋紅繡鞋等古董戲服的可能來源和流轉記錄；排查能接觸到戲院安防和後台，並能安裝電子設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