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鷹嘴嶺以北五公裡。
晨霧中，一支龐大的車隊沿著剛拓寬的土路駛入基地。
打頭的是二十輛九黎一型卡車，車廂用帆布遮蓋得嚴嚴實實。
緊隨其後的是四十輛T3485坦克，履帶碾過地麵發出沉重轟鳴。
隊伍中段，四十門新式的ZPU4四聯裝14.5毫米高射機槍被牽引車拖著。
最後麵是三十多輛運輸車，裝載著成箱的彈藥、藥品、食品和被服。
“報告陳旅長，第二支隊奉命抵達！”
一名三十出頭的中校跳下吉普車，向迎上來的陳劍鋒敬禮。
他是張衛國，原滇軍炮兵營長，跟隨龍懷安南下後一直在西貢軍校任教，這次被任命為第二支隊的指揮官。
陳劍鋒回禮，目光掃過車隊：“帶來多少東西？”
“清單在這裡。”張衛國遞上文件夾，“武器方麵是四十輛T34，四十門高炮，一百挺機槍、五千支步槍，以及配套彈藥。”
“各種規模的火箭筒2000具和配套彈藥。”
“三萬套冬裝，兩萬雙防寒靴，五萬條毛毯，一千頂帳篷。”
“還有藥品，特彆是凍傷膏和磺胺，我們帶了十噸。”
“另外，飛機的支援也馬上就要到了，正在安排航空汽油的儲備和轉運，很快，天空上就會有我們的飛機來守護了。”
“對了，戰俘身體狀況如何？”
“大部分輕傷員已恢複，三名重傷員還在危險期，但軍醫說隻要路上不出意外，應該能保住命。”陳劍鋒說道。
“立刻轉運回國，進行輿論宣傳準備。”
所有的戰俘被秘密轉運回西貢。
10月5日，西貢，九黎國家廣播電影製片廠一號攝影棚。
這是龍懷安親自批準建設的現代化製片廠，設備大多從HK和西方采購。
技術人員中既有本地培養的年輕人，也有從海外、HK邀請來的電影工作者。
此刻，一號攝影棚被布置成簡潔的訪談場景。
兩張單人沙發，中間一張小茶幾，背景是素雅的幕布。
燈光柔和，三台電影攝影機從不同角度對準沙發。
傑克遜中士坐在沙發上，穿著乾淨的九黎製式病號服。
經過一周的休養和長途轉運，他的氣色已經好了很多。
坐在他對麵的是九黎國家廣播電台的首席播音員林婉清。
她穿著得體的套裝，笑容溫和。
“傑克遜先生，放輕鬆，我們就當聊天。”林婉清用流利的英語說，“導演說了，如果哪句話你不願意說，我們就重來。”
“我知道。”傑克遜點點頭，深吸一口氣，“開始吧。”
場記板打下：“《戰爭與人性》第三場，第一次，開始！”
鏡頭緩緩推進。
“傑克遜先生，能先說說您參軍的經曆嗎？”林婉清問。
“我1943年入伍，”傑克遜說道，“當時，征兵官說，參軍是為自由而戰，打敗法西斯，讓世界變得更好。我相信了。”
“那後來呢？”
“後來我們去了歐洲。在高盧，在德國，我確實為打敗納粹而戰，我不後悔。”
“但戰爭結束後，我回到家鄉阿拉巴馬州，發現一切都沒變。”
“我還是不能和白人坐在一起吃飯，不能住進白人社區，甚至在退伍軍人醫院，黑人士兵都要被單獨隔離治療。”
林婉清輕聲問：“所以當半島戰爭爆發，您再次被征召時，您是什麼感受？”
傑克遜沉默了幾秒，鏡頭捕捉到他眼中一閃而過的痛苦。
“我覺得，被背叛了。”
他緩緩說道。
“他們說我們去半島是為了保護自由，可是在美國，我連最基本的自由都沒有。”
“他們說我們去對抗共產主義，可是在南方，那些三K燒十字架，私刑處死黑人時，政府從來不管。”
他抬起頭，直視鏡頭：“我不想為這樣的政府打仗。”
“我的戰友們也不想。”
“可是我們能怎麼辦？拒絕服役會被送上軍事法庭，會被關進監獄，我們沒有選擇。”
“在戰場上呢？您和您的戰友們待遇如何？”
傑克遜苦笑：“我們黑人部隊總是被派到最危險的任務。”
“偵察、排雷、打頭陣。”
“軍官大部分是白人，他們坐在後方指揮，我們在一線送死。”
“如果戰死了，撫恤金隻有白人士兵的一半。”
他頓了頓。
“在鷹嘴嶺被俘時，我們排是第一個打出白旗的。”
“不是因為膽小，是因為我們想通了，為什麼要為那些不把我們當人看的人去死？”
訪談持續了四十分鐘。
傑克遜講述了他在美軍中遭遇的種族歧視，講述了黑人士兵在前線受到的不公待遇，講述了他們對這場戰爭的迷茫和質疑。
他沒有激烈控訴，語氣平靜，但正因如此，話語中的絕望和幻滅感更加刺骨。
最後，林婉清問：“如果現在有機會對美國的年輕人，特彆是黑人青年說幾句話，您會說什麼？”
傑克遜看著鏡頭，一字一句：
“不要被那些漂亮話騙了。”
“他們說的自由、民主、正義，在戰場上和在生活中，都不是給我們的。”
“如果你的膚色是黑色的，你在美國就是二等公民。”
“他們會讓你為他們打仗，但不會給你平等的權利。”
“生命是你自己的，死了就什麼都沒了。”
“而那些讓你去送死的人，會坐在辦公室裡，數著戰爭帶來的利潤。”
“所以，問問自己：這場戰爭到底是為了誰？為了什麼？”
“想清楚了，再做決定。”
“停！”導演喊道，“完美！這條過了！”
攝影棚裡安靜下來。
傑克遜靠在沙發上，長長吐出一口氣，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擔。
林婉清遞給他一杯水：“您說得很好，很真實。”
“我隻是說了實話。”傑克遜接過水杯，“這些話憋在心裡很久了。”
這時，導演走過來：“傑克遜先生，還有最後一個環節。
總統特彆指示，希望所有參與拍攝的戰俘一起合唱兩首歌。
一首是《歡樂頌》，一首是《平安夜》。”
傑克遜愣了愣：“唱歌？為什麼？”
“總統說，音樂沒有國界，歌聲能傳遞最樸素的人性。”
導演解釋。
“在戰爭的背景下，一群來自敵國的戰俘，在異國的土地上合唱和平與節日的歌曲，這本身就是一個強有力的信息。”
傑克遜思考片刻，點頭：“好，我會唱的。”
製片廠大院
三十七名美軍戰俘站成三排。
他們穿著乾淨的便服，看起來就像一群普通的年輕人。
站在前麵的是宣傳隊的音樂指導，一位從上海請來的華人音樂家。
起初戰俘們有些拘謹，聲音參差不齊。
但幾遍之後，旋律漸漸整齊起來。
《歡樂頌》的旋律莊重而恢弘，在秋日的陽光下回蕩。
這些來自美國不同州、不同種族的年輕人，用並不熟練但真摯的聲音，唱著對歡樂與和平的向往。
接著是《平安夜》。
這首歌幾乎所有美國人都熟悉。當熟悉的旋律響起時，許多人眼中泛起淚光。
“Silentnight……”
一個年輕的白人士兵哽咽了：“去年聖誕節，我還在家裡，和父母一起唱這首歌。”
旁邊的黑人士兵拍拍他的肩膀。
歌聲越來越響，越來越齊。
有人閉上眼睛，有人抬頭望天，有人互相搭著肩膀。
當最後一句落下時，院子裡寂靜無聲。
音樂指導深吸一口氣：“很好，現在，按導演說的，最後一起鞠躬，說祝願九黎人民節日快樂。”
戰俘們麵向攝影機，深深鞠躬。
三十七個聲音合在一起：“祝願九黎人民節日快樂，身體健康，恭喜發財。”
“停！完美！”
導演激動地揮手。
三台攝影機從不同角度記錄下了這一幕。
瑞士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總部。
一份包裹被送到新聞辦公室。
裡麵是十六毫米電影膠片拷貝、錄音帶，以及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的文字稿。
附信寫道：“九黎共和國根據《日內瓦公約》精神，向國際社會展示戰俘人道待遇實況。所有內容未經剪輯，可供獨立核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