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內閣成員本來並非隻有尚書，依照朱棣設置的閣臣政務配置，還需要配備大學士。
當然，之前朱棣選的是翰林官，之後翰林官升為大學士，到了朱高熾，這才確立的謹身殿大學士的地位。
反觀朱祁鈺，他並沒有特意讓大學士起草詔令，指導批答奏章，大多數事情，都是由尚書來兼任，而尚書之中，也有大學生，比如陳循。
通常情況之下，大學士中居首者，可號稱首輔，也就是輔官之首的意思，其權最大，有票擬之權，現在這權力，便給了內閣五個尚書，換而言之，如今大明並沒有所謂的首輔。
而這也不代表那些大學士就沒有作用，他們依舊充當顧問，隻不過權力被削減給了尚書而已。
如此設置，便不會是君與臣之間的權力矛盾，而是臣子之間的關係而已。
另外，翰林官雖說可以觀政，但是實際治理才能十分有限，很多都是紙上談兵而已，就如後世經濟學家搞不好經濟是一個道理。
他們可以建立一種模型，在特定環境下運行，可治大國如烹小鮮，許許多多的因素同時存在，並不會出現單一或者不複雜的模型給他們實驗。
因此，大學士的諫議可以參考，但僅限於參考，倒不如逐步升遷上來的尚書們。
各殿大學士對此並沒有意見，畢竟首輔的權力隻有在君王荒廢朝政時才能上升，朱祁鈺也不是朱厚照，對於朝政的勤勉，朱祁鈺還是有當皇帝的自覺的。
更何況五部尚書本身也是仕林，權力總歸是在臣子手中，而不是集中到皇帝手裡。
與大學士大致相同，軍機參謀則是主要偏靠武將或者武官，由退休將領來充當皇帝的軍事顧問。
給予這類顧問的職位，主要也是讓老將和新秀將領配合，以老帶新的方式，傳授其軍事經驗，而又不會因此直接左右朝廷的戰術戰略。
讓文官治軍並沒有錯，但也需要文官有軍事基礎，這類文官，已經超脫了原本的文官，若要說的話，也能稱之為儒將。
於謙便是其中的優秀代表。
文能治民安邦，武能提刀上馬，本身就是文人的最高要求，否則君子六藝也不會存在騎射。
隻不過，這樣的人，在大明本身就是稀罕品，無論是讀書還是習武，都要消耗時間和金錢，兩者結合，那多出現於世家之中。
這就是學閥壟斷之後的結果，可朱祁鈺已經將壁壘給打破，通過學校普及教育的方式，景泰學校也好，武備學校也罷，由朝廷或者皇帝來出錢，培養出來的人才，或服從安排，或自主擇業，隻要基數足夠大，那麼萬中無一也就不是多麼稀缺了。
現在北平因為一係列政策的影響下，其本身的政治中心屬性在不斷加強，同時經濟中心也逐步從江南轉移到這裡。
商會製度的出現，讓商賈們有了依賴朝廷政策的趨勢，因此，無論哪個地方的商會，都需要在北平有人，以此來獲得一手消息，把握住隨時可能出現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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