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論語?先進》中這句對話，如同一麵棱鏡，折射出孔子對禮樂本質的深刻洞察——先掌握禮樂而後擁有相應地位的人，多是出身民間的“野人”；先有地位而後學習禮樂的人，多是貴族出身的“君子”。但若是選擇任用，孔子卻明確表示“吾從先進”。這並非簡單的身份評判，更不是對貴族的否定，而是將對禮樂本質的認知、對實用價值的推崇、對“先修而後立”的認可，悄悄融入對“先進”與“後進”的選擇裡。在注重形式、易失本質的現代社會，我們重讀這句箴言，仿佛能看見孔子麵對弟子追問時堅定的神情，聽見他闡述選擇“先進”時的懇切言辭，也開始思索：在紛繁複雜的當下，我們是否還能找回那份藏在“從先進”裡的重本質、尚務實、修己以立的智慧？
一、記憶裡的“重本之景”：爺爺的“務實為先”與“修己而立”的樸素堅守
我的童年，是在皖北一個寧靜的村落裡度過的。那時的鄉村，沒有複雜的禮儀規範，卻有著代代相傳的處世準則——做事重本質、做人尚務實，先修自身本領，再談立足成事。而“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所蘊含的“重本質、尚實用、修己而立”的精神，就藏在爺爺日常的言行舉止裡，藏在“學本事在前、論身份在後”的樸素規矩中。
記得我八歲那年，村裡要選一位負責管理灌溉水渠的人。水渠關乎全村的農田灌溉，人選至關重要。當時有兩個候選人：一個是村裡的老會計，出身“書香門第”，祖上曾是當地的小地主，平日裡說話做事講究“規矩”，總愛擺些“體麵”的架子，卻對水渠的修建、維護一知半解；另一個是村裡的老石匠，出身普通農家，常年在田間勞作，手上滿是老繭，不善言辭，更不懂什麼“體麵”，但他從小跟著父親參與水渠修建，對水渠的走向、閘門的調節、漏洞的修補了如指掌。
選人的時候，不少村民覺得老會計“身份體麵”，適合做“管理者”；而爺爺卻力挺老石匠。他對村民們說：“選管水渠的人，不是看誰體麵、誰出身好，是看誰真懂水渠、能管好水渠。老石匠從小跟水渠打交道，哪段容易漏水、哪處閘門要怎麼調，他比誰都清楚。讓他管水渠，咱們的莊稼才能有水澆，這才是正經事。”在爺爺的勸說下，村民們最終選了老石匠。
後來的日子裡，老石匠果然沒讓人失望。每到灌溉季節，他每天天不亮就去巡查水渠，遇到漏洞，親自帶著工具修補；遇到村民對灌溉時間有疑問，他耐心解釋，根據農田的位置、作物的需求合理安排灌溉順序。那年夏天，村裡遭遇了一場乾旱，正是靠著老石匠對水渠的精心管理，全村的莊稼才沒有減產。我好奇地問爺爺：“爺爺，為什麼您覺得老石匠比老會計合適呀？”爺爺坐在門檻上，一邊抽著旱煙，一邊說：“做人做事，得先有真本事，再談彆的。老石匠是先懂了水渠的‘門道’就像‘先進於禮樂’），才來管水渠；老會計是先想著‘管水渠’這個身份就像‘後進於禮樂’），卻不懂真本事。咱們過日子，要的是能解決問題的人，不是光有體麵的人。”
還有一次，村裡要辦一場廟會，需要有人負責組織安排。村裡的一位“文化人”主動請纓，他讀過幾年書，能寫會算，還總愛講些“禮儀規範”，說要把廟會辦得“有模有樣”。可他提的方案裡，儘是些“搭彩棚要多氣派”“請戲班要多有名”的想法，卻沒考慮到廟會的安全保障、攤位的安排、村民的實際需求。爺爺看了方案後，對他說：“辦廟會是為了讓村民們熱鬨熱鬨，祈求來年豐收，不是為了‘氣派’。得先想清楚，怎麼安排攤位才不擁擠、怎麼保障老人小孩的安全、怎麼讓大家都能方便地參與活動，這些實在的事做好了，廟會才算辦得好。”在爺爺的建議下，“文化人”調整了方案，多了些務實的安排，少了些虛浮的講究，那年的廟會辦得既熱鬨又有序，村民們都很滿意。
小時候的我，不懂爺爺為什麼總“偏向”那些“沒身份、卻有本事”的人。直到後來我才明白，爺爺的“務實為先”，正是對“先進於禮樂，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最樸素的踐行。他的“選老石匠管水渠”，是重本質、尚實用；他的“勸文化人改廟會方案”，是棄虛浮、求實在。那份藏在“重本之景”裡的對真本事的尊重、對務實的推崇，比任何大道理都更能讓我懂得“做人做事”的意義。
二、曆史長河中的“重本之道”：從先秦到明清的尚實與修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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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的選擇，並非一時的偏好，而是對先秦時期“重本質、尚實用、修己而立”精神的繼承與升華。在古代，無論是治國理政、人才選拔，還是個人修養、文化傳承，皆強調“先修其本，後立其名”——“本”是真本事、真德行，“名”是身份、地位、形式；先有“本”，再談“名”，方能行之有效、立之長久，而“重本務實、修己以立”則是這一思想的核心。
根據《尚書?大禹謨》記載，早在大禹時期，人們就已懂得“重本務實”的重要性。大禹治水時，不追求“治水英雄”的虛名，而是親自走遍天下，勘察山川地形，總結前人治水的經驗教訓，提出“疏川導滯”的治水理念，帶領民眾開鑿河道、疏通洪水，曆經十三年，終於平息水患。他“三過家門而不入”，不是為了“體麵”，而是為了實實在在解決百姓的苦難。大禹的治水實踐，正是“先修其本掌握治水之法），後立其名成為治水英雄）”的典範，也為後世“重本之道”奠定了基礎。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重本務實、修己而立”成為諸子百家共同推崇的理念，而孔子對“先進於禮樂”的選擇，更是將這一理念與“禮樂”文化深度結合。在孔子看來，禮樂的本質是“規範行為、涵養德行、維係社會秩序”，而非單純的“形式講究、身份象征”。“先進於禮樂的野人”，是先掌握禮樂的本質規範行為、涵養德行），再擁有相應的地位；而“後進於禮樂的君子”，是先擁有地位，再學習禮樂的形式，容易陷入“重形式、輕本質”的誤區。因此，孔子選擇“從先進”，本質上是選擇“重禮樂之實，棄禮樂之虛”。
孔子的弟子中，不少人都是“先進於禮樂”的代表。比如子路，出身貧寒，早年“好勇力，誌伉直”，不懂什麼貴族禮儀，但他跟隨孔子學習後，逐漸掌握禮樂的本質，懂得“仁者愛人”“義者循理”，成為孔子最得力的弟子之一。再如冉雍，出身“賤民”之家，曾被人嘲笑“父為賤人，子不可為君子”，但他“仁而不佞”，注重自身德行的修養，先修“仁”之本，再學禮樂之儀，最終得到孔子的高度評價，稱其“可使南麵”可以做一方諸侯）。
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墨子，更是將“重本務實”推向極致。墨子主張“兼愛”“非攻”“尚賢”“節用”，反對貴族的奢侈浪費、形式主義，強調“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在人才選拔上，墨子主張“尚賢”，不管出身貴賤、地位高低，隻要有真才實學、能為天下謀利，就應得到任用，這與孔子“從先進”的理念一脈相承。墨子曾說：“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正是對“重本務實、任人唯賢”的最好詮釋。
漢代時，“重本之道”進一步與治國理政、人才選拔相結合，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漢代的統治者重視“重農抑商”，因為農業是國家的“本”，商業是“末”，隻有重視農業，才能保障糧食安全、穩定社會秩序。在人才選拔上，漢代實行“察舉製”，注重選拔“孝廉”“秀才”等有真德行、真本事的人，而非單純看出身。比如董仲舒，出身普通家庭，卻潛心研究儒家經典，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為漢代的思想統一、社會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最終得到漢武帝的重用。
唐代是“重本之道”的鼎盛時期，文人墨客、政治家皆將“重本務實、修己而立”融入思想與實踐中。唐代的詩人杜甫，一生顛沛流離，卻始終關注民生疾苦，注重用詩歌反映社會現實，他的詩被稱為“詩史”，不是因為他的詩歌“形式優美”，而是因為他的詩歌貼近現實、反映本質，體現了對百姓的關懷、對社會的思考。唐代的政治家魏徵，出身貧寒，卻憑借自己的真才實學與直言敢諫的品格，得到唐太宗的重用。他不追求“官位體麵”，而是專注於“為君分憂、為民謀利”，多次勸諫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推動“貞觀之治”的出現。魏徵曾說：“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提醒唐太宗重視“民心”這一根本，而非沉迷於“皇權”的虛名。
明清時期，“重本之道”依然被人們重視，成為個人修養與社會治理的重要準則。明代的思想家王陽明，在哲學與軍事實踐中皆體現出“重本務實”的智慧。在哲學上，他提出“知行合一”，強調“知”理論）與“行”實踐）的統一，反對“知行脫節”的虛浮學風；在軍事上，他平定寧王朱宸濠之亂時，不追求“軍事家”的虛名，而是根據戰場實際情況，製定務實的戰略戰術，最終一舉平定叛亂。清代的康熙皇帝，在治國理政中也注重“重本務實”，他重視農業生產，親自推廣高產作物“玉米”“番薯”，解決百姓的溫飽問題；他重視人才選拔，不拘一格任用有真才實學的人，比如陳廷敬、張廷玉等，皆出身普通家庭，卻憑借自身本事成為朝廷重臣，為清朝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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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禹治水的“疏川導滯”到康熙推廣高產作物，從孔子“從先進”的選擇到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實踐，“重本之道”跨越了數千年的時光，形式在變，領域在變，但“重本質、尚實用、修己而立”的核心從未改變。“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這句箴言，就像一把鑰匙，打開了理解中華民族“重本務實”智慧的大門，讓這份古老的處世哲思，在曆史的長河中不斷傳承、升華。
三、不同地域的“重本習俗”：務實尚實的多樣表達
中國地大物博，不同地域因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生產方式的差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重本習俗”。這些習俗或與農耕相關，或與手工藝相連，或與生活日常呼應，雖形式各異，卻都蘊含著“重本質、尚實用、修己而立”的核心智慧，是“先進於禮樂，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精神在民間的生動落地。
一）東北的“重技輕名”：以藝為本，務實立身
東北的黑土地孕育了豪爽、務實的民風，在民間手工藝與技藝傳承中，“重技輕名”是典型的重本習俗。東北人認為，手藝的本質是“能做出好東西、能解決問題”，而非“名聲響亮、身份體麵”，無論是木匠、鐵匠、皮匠，皆以“技藝精湛”為榮，以“虛浮名聲”為恥。
在東北的農村，有一位遠近聞名的老木匠，姓王，村裡人都叫他“王木匠”。王木匠出身貧寒，沒讀過多少書，不會說什麼“體麵話”，平日裡穿著樸素的工裝，手上滿是老繭，但他的木工活卻做得極為精湛——他做的家具，不用一根釘子，全靠榫卯結構拚接，既結實又美觀；他做的農具，比如鋤頭、鐮刀的木柄，根據使用者的手掌大小、用力習慣量身定製，用起來格外順手。
有一次，城裡的一位“收藏家”找到王木匠，想請他做一套“仿古家具”，並承諾給很高的報酬，還說要把他的名字“刻在家具上，讓更多人知道他”。可王木匠了解到，這位收藏家要的“仿古家具”，隻是追求“外觀像古家具”，卻不注重木材的選擇、榫卯的精度，甚至要求“簡化工藝，快點完工”。王木匠當場拒絕了，他說：“我做木匠，是要做出結實好用的東西，不是做個‘樣子’給人看。你要的是‘虛名’，我要的是‘真手藝’，咱們不是一路人。”
在東北，像王木匠這樣的手藝人還有很多。他們“先修技藝”如“先進於禮樂”），再談“立身”，不追求“名聲”“身份”，隻專注於把手上的活做好。東北的老人們常說：“手藝是安身立命的本，名聲是虛頭巴腦的影。有本在，走到哪都餓不著；沒本在，再大的名聲也沒用。”這種“重技輕名”的習俗，體現了東北人對“技藝本質”的尊重，也展現了他們“務實立身”的重本智慧。
二）江南的“重質輕形”：以品為本，務實興業
江南的水鄉氣候濕潤，工商業發達，在傳統商業與手工業中，“重質輕形”是典型的重本習俗。江南人認為，商品的本質是“品質優良、能滿足需求”，而非“包裝精美、宣傳響亮”，無論是絲綢、茶葉、瓷器，皆以“品質上乘”為核心，以“虛浮包裝”為忌。
在江南的蘇州，有一家傳承了三代的絲綢作坊，名叫“瑞福祥”。作坊的主人姓陳，從爺爺那輩開始做絲綢，始終堅持“重質輕形”的理念。他們選用的蠶絲，都是親自去蠶農家裡挑選的優質桑蠶絲，每一根都要經過“手剝”“水煮”“晾曬”等多道工序，確保蠶絲的光澤與韌性；織綢的工匠，都是有著十年以上經驗的老工匠，每一寸絲綢都要經過“經緯校準”“密度把控”等嚴格流程，確保絲綢的平整與耐用。
相比之下，作坊的包裝卻極為樸素——用的是普通的棉紙，上麵隻印著作坊的名字與地址，沒有華麗的圖案，也沒有誇張的宣傳。有人曾建議陳老板“改進包裝，多做宣傳，把名聲打出去”，陳老板卻笑著說：“買絲綢的人，是為了穿得舒服、用得長久，不是為了看包裝。咱們把絲綢的品質做好了，客戶自然會來；要是品質不好，再漂亮的包裝也沒用。”
正是靠著“重質輕形”的理念，“瑞福祥”的絲綢在當地積累了良好的口碑，不少客戶都是“回頭客”，甚至有人從外地專門來買他們的絲綢。江南的商人常說：“做生意就像做人，品質是根，名聲是葉。根紮得深，葉才能長得茂；根要是不牢，葉再茂也會掉。”這種“重質輕形”的習俗，體現了江南人對“商品本質”的尊重，也展現了他們“務實興業”的重本智慧。
三）西北的“重能輕位”：以力為本，務實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