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洋務派代表兩廣總督張之洞則興辦自強學堂，在其招生章程中強調“自強之遁，貴手周知情偽，取人所長。若非精曉洋文，即不能自讀西書，必無人會通博採”。

像是1898年他在《勸學篇》中列《廣譯》，闡述他的翻譯主張。“多譯西國有用之書，以教不習西文之人“是培養譯才，發展翻譯事業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他將翻譯之學分為“上、中、下”三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他還將譯書之法分為三種一是各省多設譯書局，二是出外大臣訪其國之要書而選譯之，三是鼓勵書賈，文人廣譯西書。

他還在《廣譯》最後強調翻譯東洋之書的必要性。

第二階段的科技翻譯同第一階段一樣，都有外國傳教士的參加，但有兩點不同，一是“雖創始於客卿，繼起者則均系國人”。

二是與宗教脫離關係，這一階段的譯事主要由北京的京師同文館和上海的江南製造局大機構組織，主要翻譯家有傅蘭雅、偉烈亞力、林樂知、丁善蘭、俆壽、華蘅芳等等。

因此京師同文館正式成立於1862年6月11日，也就是同治年五月十五日，起初招收10名學員，聘請英國傳教士包爾騰(johns.burdon)教習英文，規定“只學語言文字，不準傳教”。

但是到了後來，又陸續增設了俄文館、法文館、德文館、東文館，學生除學語言外，還兼習數學、物理、化學、天文、航海、萬國公法、政治學、世界歷史、世界地理、譯書。

聘請的教員中有丁韙良、傅蘭雅、李善蘭等。

師生們除了學習外語，還有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譯書。

據張靜廬編輯的《京師同文館館規》載，學員入館第一年功課要“以洋文、洋語為要。洋文洋語已通，方許兼習別藝。”

第二年的課程中包括“翻譯條子”、“翻譯編選”、“翻譯公文”、“練習譯書”等。

每年的歲考和各種大考都有翻譯題，譯公文、譯書籍等。

同文館的譯書主要由師生共同完成。

據(吉少甫編)《中國出版簡史》載，“30多年中，北京同文館翻譯出版的著作共二百多部。”

所譯書主要分三類關於國際知識，如《萬國公法》、《務國史略》、《富國策》;夈學知識，如《格物入門》、《全體通考》、《化學闡源》。

三是學習外文工具書，如《漢法字彙》、《英文舉隅》。

這些譯書水平雖然參差不齊，但依舊對近代中國產生過深遠影響，如《萬國公法》和汪風藻譯的《富國策》。

當然，洋務運動時期譯書最多的當居江南製造局的翻譯館。

1865年，李鴻章、曾國藩等在上海建立江南製造局。

為了輸入西方先進科學，有必要翻譯和引進新書，1867年由徐壽和華蘅芳倡議，曾國藩奏請同治皇帝設立翻譯館“蓋翻譯一事，系製造之本。洋人制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披以文義抒格不通，幫雖日可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制日之所以然。”

於是在1868年6月翻譯館建成，隸居江南局1869年上海廣方言館併入江南製造局。

上海廣方言館1864年開館，招收學員，聘傅蘭雅、金楷理、徐壽、華蘅等人教習，功深惟經、史、文藝為主翻譯館譯書以“西譯中述”形式，即由外國人口述，再由中國人筆述，最後成譯文。

傅蘭雅曾這樣描述譯這程將所欲譯者，西人先熟覽胸中而書理已明，則與華士同譯，及惟西書之義，逐句讀成華語，華士惟筆述這;若有難言處，則與華士同譯斟酌保法可明;若華士有不明處，則講明之。譯後，華士將稿正潤色，令合於中國文法。”

翻譯館的人員包括口譯沒和筆譯員兩類前者以西方人為主，有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艾約瑟、緯烈亞力、瑪高溫等;後者有徐壽、華蘅芳、李善蘭、趙元益、李鳳苞、王德鈞等等。

據統計，從1868年，1912年，江南局譯書共有241種，是早年戰爭前我國科技翻譯之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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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局譯書主要為軍工製造類，像是梁啟超在《變法通議論譯書》中說翻譯館譯書專以兵為主，其間及算學、電學、化學、水學諸門者，則皆將資以製造，以為強兵之用“。

這些譯著水平不一，其中以《代數術》、《決疑數學》、《談天》、《地學淺釋》、《化學鑑源》、《電學》、《光學》、《佐治芻言》等比較有名。

當然，這裡可以給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上面提到的一些主要譯員，因為他們也算是為我國有傳統的封建社會過渡到現代文明社會起了巨大的幫助。

這裡面像是有傅蘭雅，他是英國漢學家，在少年時就非常仰慕中國文化的博大和傳奇，在1861年受聘任香港聖保羅書院院長。

1862年到京師周主義忱任英文教習。

1865年轉任上海英華書館教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