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武朝之前的時代，出現了大學士不

“票擬”，皇帝直接下旨被稱為

“中旨”，可能會得不到執行的情況。但這並不意味著

“中旨”是現代意義上的不合法檔案。票擬本來就不是聖旨合法與否的必要條件，聖旨和皇帝的意志本來就是法律。

拒絕執行的官員實際上就是在抗旨。那時候的大學士，相當於官僚體系的代表和領袖，他們不票擬的做法，是表示官僚體系不支援皇帝的決定。

這種情況說明皇權和文官集團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而皇帝又想要強行推動自己想幹的事情。

在官僚體系和文官集團不斷膨脹的情況下，官僚體系在用拒絕執行的方式對抗皇權。

不票擬就是官僚體系首領向外發出的訊號，意思相當於對著所有得官員們喊話：“大家都不準按照皇帝說的辦，誰去給皇帝辦事，以後有你好果子吃！”下級官員們不執行的原因，其實是擔心以後會被官僚體系排擠，而不是說聖旨不合法。

如果皇帝有自己能夠完全控制的下屬，如果皇帝掌控者能夠獨立貫徹自己意志的執行力量，根本就不會在意聖旨有沒有票擬。

世祖皇帝掌權的過程，就是重新建立自己班底的過程，也直接打碎了所謂的票擬慣例。

作為皇帝的朱簡炎，以及當過皇帝的朱仲梁，都比臣子們對相權更加的敏感。

所以意識到這個問題自後，他們很快就做出了決定。設立中央朝廷分管九卿的同時，必須調整和明確九卿們的決策範圍。

九卿仍然只能是某一個範圍的決策者，並且不是最終決策者。宗伯相當於仁武朝之前的禮部尚書，只管文化、禮儀、教育，冢宰相當於以前的吏部尚書，只管官僚體系建設，司馬相當於以前的兵部尚書，只管軍事預算，軍事建設放在都督府。

司徒管財政和稅收，司空管工業和建設，司寇主管法治建設等等。最終大體上還是按照朱仲梁的思路，基本上按照傳統的九卿的職責去做了分配。

同時根據實際情況做了調整，例如把民政從管財政的司徒身上了下來，分給太保管。

與此同時，九卿也不能是大域的真正主官，不能具有分管的大域內的

“通用決策權”。在仁武朝之前，朱元章之後，雖然完全拿到了中央衙署的通用決策權，但是地方上的決策權還是經常會在主管官員手中統一。

巡撫和總督都是某種形式上的地方通用決策者。是到了仁武朝自後，再次將地方的決策權也全部分開了，原本已經基本固定化的巡撫和總督，再次逐步回到了特事特派，事畢撤銷的最初模式。

還在府縣兩級都設立了獨立的司法和監督機構，不再是知府和知縣獨尊了。

現在也當然不可能把一個大域的通用決策權交給分管九卿。朱簡炎和朱仲梁甚至不準備給分管九卿任何大域事務的直接決策權。

九卿們的主要職務，也是正式的第一職務，被確定為被分派管轄的幾個中央衙署事務。

他們會成為皇帝之下的中央朝廷的最高決策團的成員。但不是分管大域的主官。

大域的主官，仍然是總督、都護、提刑官、御史們，當地的絕大部分常規事務，應該由他們在當地直接做出決定，降低中央朝廷出面的事務的比例。

否則降低中央衙署工作壓力的目的就無法實現了。剩餘的仍然需要專門報送中央朝廷的事務中，絕大部分的常規事務仍然要按照流程交給對應的中央衙署去處理，也不能直接送給分管的九卿。

設立大域總督、都護、提刑官、御史之後，對於朝廷的各個部門而言，相當於將這個大域的幾個甚至幾十個省，合併成了一個更大的省。

對應部門需要聯絡的人員數量直接縮減了一個數量級。大域雖然有六個主官，作為

“通用決策權”掌控者的皇帝，如果要直接管理大域，當然熟悉所有大域的所有五十四個主官的情況。

但朝廷的每一個部門，都是沒有通用決策權，都只負責具體的某一型別的事務。

他們實際需要聯絡的人員，只是每個大域六個主官中的對應的那個。戶部負責民政，只需要聯絡分管的都護，經常傳遞公文的也肯定是都護手下的文書，不需要在意總督是誰，不可能知道總督手下有幾個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