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跟鄭叔清的職權關係不大，但肯定可以為他當戶部侍郎加分。

方重勇又在紙上繼續寫道：

河西之絹帛，缺印染、混紡之高階技藝，僅有白絹可與西域胡商互通有無，但市價低廉，遠不如粟特錦。

粟特錦者，中國之絲絹，波斯織造而成，售價不菲，暢銷長安。

未來可在河西涼州甘州等地，推廣安西都護府地域常見的高昌棉，以棉織物代替白絲絹。

民富則國強，河西子民必定拼死效力。

寫到這裡，方重勇心中一陣感慨。

租庸調製度阻礙商品經濟發展，在河西表現得尤為突出，這也是為什麼河西走廊的絲織業被戰火破壞後，便永遠沒有再恢復的原因之一。

因為它是唐代不合理的經濟制度扭曲下的產物，一旦這個外力不存在了，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自然會將其撲滅。

租庸調這種制度，隨著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深化，已經越來越不堪重負了。

租庸調要求農戶織布，而絲綢製品作為“硬通貨”，是可以當成貨幣使用的。所以河西本地人，無論絲織品有沒有市場競爭力，他們都不得不按這個規矩來。

不紡紗，他們拿什麼交租呢？顯然養蠶紡紗價效比最高啊！

至於社會勞動生產率，市場競爭這些東西，當時制定這個制度的決策者們，沒有考慮過。

然而現在殘酷的事實卻是，河西走廊因為體量有限，再加上外部自然環境惡劣，因此絲織業規模也有限。規模有限，就決定了上限與成長的潛力也有限。

漢代的時候還不明顯，涼州絲綢依然小有名氣。然而到了唐代，隨著紡織業技術的升級，在產業升級中掉隊的河西走廊產絲綢，在唐國國內的市場競爭中，已經沒有任何競爭力！

要麼，這些絲綢交給官府作為租庸調的一部分；要麼，廉價賣給以粟特人為主的西域胡商，這些胡商將河西走廊出產的原始絲織品，送到波斯甚至大食進行二次加工，變成“粟特錦”。

再將粟特錦返銷大唐，受到長安權貴們的熱烈追捧。

這也是為什麼河西走廊西段的敦煌，成為西域胡商們第一個折返點，因為他們要帶唐國而來的原料和粗加工產品，返回西域進行“二次深加工”。

這個便是所謂“絲綢之路產絲綢”的說法來源。河西本地之民，在絲綢交易的環節中什麼好處也沒有撈到。

改絲絹為高昌棉，高昌棉布在長安是有競爭力的，河西改絲絹為棉布，乃是時代的呼喚，放鬆租庸調，調整其中的內容，勢在必行。

“反正都是廢話，只要聖人看了開心就好。老鄭能當官，我就算交差了。”

方重勇嗤笑一聲，他寫這些的目的，自然不全是為了能讓河西百姓過上好日子，最根本的還是讓鄭叔清升官。

目的決定手段，提建議沒問題，你要辦法我就給你辦法。

至於執行，他一個半大孩子能談什麼執行？

想到這裡，方重勇繼續在紙上寫道：

涼州與甘州雖糧秣滿倉，但周邊強敵環伺。一旦有風吹草動，農耕無法持續，民夫成了募兵土團，糧秣靡費無算，並非十拿九穩。

可在長安西市設“許可證”之制，西域胡商要運貨出城，必須運糧秣到涼州與甘州，以獲得許可證。

運糧者，可持證出長安交易，並在涼州與官府交易糧秣後攜其他貨物出關往西域。不運糧者不予許可證，只可在長安城內交易。

如此，則涼州糧秣不絕，軍需無礙。

西域胡商挺閒的，讓他們帶帶貨吧，順便讓這些人給吐蕃上上眼藥，玩一玩經濟封鎖什麼的。

方重勇不無惡意的想道。

粟特商人也是吐蕃的供貨商，其中不乏兩頭吃的賤貨。大唐這邊收一收口子，那幫粟特商人也只能站在大唐這邊，期盼戰爭早點結束。